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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脆弱性与土地冲突级别研究结果与分析

时间:2023-06-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风险受体来看,生态环境脆弱性是生态系统在特定时空尺度对于外界干扰所具有的敏感反应和自恢复能力,是自然属性和人类经济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其耕地与建设用地冲突级别可以分为冲突稳定、基本稳定、冲突失控和完全失控四个级别。根据冲突分级结果,泉州市大部分地区均属于冲突稳定、基本稳定两个冲突级别。

生态环境脆弱性与土地冲突级别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区各区县市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强度

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应用景观指数计算软件Fragstats 3.3和ArcGIS 10.2软件分别计算分维数(AW MPFD)、脆弱性指数(Ei)和斑块密度(PD),再利用耕地和建设用地利用冲突强度=外部压力+脆弱性+(-)动态性,得到2017年泉州市各区县市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强度。

从风险源来看,平均斑块分维数(AW MPFD)运用了分维理论来测量斑块和景观的空间形状复杂性,是反映景观格局总体特征的重要指标,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的影响。AW MPFD=1,代表形状最简单的正方形或圆形,AW MPFD=2,代表周长最复杂的斑块类型。各区县市的平均斑块分维数(AW MPFD)以丰泽区的数值为最大,为1.94;其次是晋江市,为1.78,再次是石狮市,为1.57,最小的是德化县,为1.34。从风险受体来看,生态环境脆弱性是生态系统在特定时空尺度对于外界干扰所具有的敏感反应和自恢复能力,是自然属性和人类经济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研究区的脆弱性指数(Ei)最大的是晋江市,为4.26,其次是丰泽区,为4.04,再次是鲤城区,为3.94,最小的是德化县,为1.89。从风险效应来看,斑块密度(PD)是景观格局分析的基本指数,其单位为斑块数/100公顷,它表达的是单位面积上的斑块数,有利于不同大小景观间的比较。研究区的斑块密度(PD)最大的是德化县,为40,其次是安溪县,为39.84,再次是永春县,为39.72,最小的是石狮市,为30.89。再将以上数据利用离差标准化公式进行标准化,计算得到2017年泉州市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程度。冲突程度最大的丰泽区,为1.769961,其次是鲤城区,为1.251843,再次是晋江市,为0.917746,最小的是德化县,为0(表8-8)。

表8-8 泉州市各区县市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测算结果

(二)研究区各区县市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等级区划

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的作用强度是随着耕地和建设用地类型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发展演变过程而发生动态变化的,一般冲突曲线呈倒U形,冲突的整个过程呈现出抛物线形的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其耕地与建设用地冲突级别可以分为冲突稳定、基本稳定、冲突失控和完全失控四个级别。在冲突潜伏阶段,其作用强度、复杂程度、表现形式均较为稳定,属于冲突稳定级别,耕地与建设用地的冲突对区域发展并未产生负面影响;随着耕地与建设用地的冲突的逐渐升级,其作用强度不断加大,开始逐步影响区域的可持续协调状态,冲突升级至基本稳定级别,但其负面效应尚不明显,这一阶段是冲突调控的最关键时期;当两者冲突突破基本稳定级别的临界值,隐性冲突即转变为公开冲突,区域的稳定状态开始被打破,冲突则发展至基本失控级别,两者冲突的影响效应也趋于不稳定,各类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如征地冲突、经济冲突、社会冲突等;若冲突进一步恶化,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的负面效应对区域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会产生极大影响,此时不采取有力措施对冲突加以遏制,便会冲破区域危机临界值,区域发展呈现失衡状态,冲突上升至完全失控级别,社会冲突完全爆发;冲突爆发后,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各利益相关者必受到不同程度损害,各类强制调控措施开始介入,以遏制空间冲突的不良影响,进而逐步化解冲突,使区域发展恢复稳定(图8-16)。由空间冲突的曲线模型分析来看,不同的冲突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冲突调控策略,潜伏阶段是空间冲突调控的重要阶段,应极力将耕地和建设用地利用冲突水平维持在可控级别,避免区域失衡。

根据冲突倒U形演变轨迹及耕地和建设用地冲突的相关分析结果,将冲突度划分为(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000),[0.050000,0.100000),[0.100000,0.900000),[0.900000,2.000000)5个区段,作为冲突的冲突稳定、基本稳定、冲突失控和严重失控四个级别的划分标准。根据此标准对泉州市各区县市的耕地与建设用地土地利用冲突等级进行划分,结果如图8-17所示。根据冲突分级结果,泉州市大部分地区均属于冲突稳定、基本稳定两个冲突级别。

图8-16 冲突的倒U形曲线

首先,丰泽区、鲤城区属于严重失控等级,丰泽区、鲤城区是泉州市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丰泽区是泉州中心城市的核心区,于1997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系由原鲤城区一分为三而来,下辖8个街道80个社区,区域总面积129.63平方千米,常住人口57.8万人,其中外来流入人口近30万人。2017年全区生产总值591.0亿元,比增8.6%;第三产业增加值398.7亿元,比增10.8%;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33.9亿元,比增13.4%,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7亿元,比增3.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330元,比增7.1%,三次产业比重为0.3∶32.2∶67.5,是全市首个服务业占地方生产总值超60%的县(市、区)。

鲤城区是泉州市中心城区之一,陆域面积53.74平方千米,人口39.4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95亿元,增长7%,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实现18.28亿元,增长7.5%。

丰泽和鲤城两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激化了人地矛盾,土地利用冲突也十分严重。首先,丰泽和鲤城区是泉州市社会政治最为核心的行政区,也是泉州市中心城区核心区,流动人口达到30万人左右,给土地资源造成了重大的压力;其次,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鲤城区和丰泽区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互相切割,互相包围,造成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包围农村的混杂局面,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特别是鲤城区,原来的农村都变成社区;另外,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土地污染日趋严重,土地生产力下降明显。

图8-17 泉州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程度

其次,晋江市、石狮市、泉港区和洛江区,为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失控,主要原因是该4个市区的经济非常发达,其中晋江市和石狮市入围2017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和2017年度中国中小城市创新创业(双创)百强县市。晋江市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继续居全国第5位,县域经济实力连续24年居全省县域首位。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81.50亿元,比上年增长8.2%,总量分别占全省、泉州市的6.1%和26.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1.29亿元,下降1.5%;第二产业增加值1196.11亿元,增长6.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4%,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764.10亿元,增长11.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9.8%,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1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所占比例调整为1.1∶60.3∶38.6。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94470元(折合13992美元),比上年增长7.5%。截至2017年底,晋江市常住人口210.3万人。石狮市是亚洲最大服装城,也是有名的侨乡。全市总面积为165平方千米左右,县城总人口大概63万。泉港区2017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6.86亿元,增长8.6%(预计数,下同);工业增加值359.04亿元,增长9%;第三产业增加值113.99亿元,增长10%;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11亿元,增长1.0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2.5亿元,增长8.33%;固定资产投资261.7亿元,增长15%;出口商品总值(海关口径)6.1亿元,增长4%;实际利用外资(验资口径)7.4亿元,增长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8.65亿元,增长1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13元,增长7%。洛江区2017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2.7亿元,增长9.3%;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超过16.5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9.7亿元。

再次是南安市、惠安县、安溪县和永春县。这4个市县的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其中南安市经济较为发达,2017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77.3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7.78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575.36亿元,增长7.9%;第三产业增加值374.25亿元,增长9.8%。第二、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7.6%和41.1%,分别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和3.5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5202元,比上年增长8.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8.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8.3%。惠安县2017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687.44亿元,增长8%,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13亿元,增长3.1%,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9万元,增长7.5%,县域经济居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第35位。安溪县2017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515.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1.75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268.20亿元,增长7.9%;第三产业增加值205.38亿元,增长11.4%。第一、二、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47.2%、48.8%,分别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4、4.2、4.3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8.1∶52.0∶39.9。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6244元,比上年增长8.2%。永春县2017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73.31亿元,比上年增长8.7%;工业增加值161.35亿元,比上年增长8.8%;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6.59亿元,比上年增长2.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1亿元,比上年增长3.3%;固定资产投资150.01亿元,比上年增长16.3%。

最后是德化县。该县的耕地与建设用地的利用冲突稳定。2017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217亿元,增长7.6%;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6.43亿元,增长5.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亿元,增长0.5%;固定资产投资126.2亿元,增长13%。

综上所述,泉州市城镇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占用耕地现象明显。建设用地扩张造成耕地急剧减少是泉州市最大的土地利用冲突,并且可能会引发了其他一系列土地冲突问题。近年来,泉州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为了追求更大利益,以减少耕地为代价来还换取更多的建设用地。1996—2008年,泉州市建设用地面积从118760公顷增长到175109公顷,增长率为46.61 %,而耕地面积却由129286公顷减少为87658公顷,减少率为32.2%。建设用地的增加总量大部分来自耕地。例如,2000年建设用地增长了3369.7公顷,占用耕地达2397.26公顷,占增长总量的71.14%。建设用地增长迅速并占据了大量耕地的土地利用冲突严重威胁泉州市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首先,直接威胁到粮食安全,目前泉州市人均耕地只有0.1亩,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其次,耕地相对于建设用地具有更高的生态服务价值,耕地减少,永久性绿色屏障遭到破坏,造成了生态环境保护压力。不同土地类型应对外界压力的抵抗力是不同的,在土地利用冲突测度模型中,将耕地的脆弱度赋值为2,建设用地的脆弱度赋值为5,由此可见,土地类型作为土地利用冲突测度的风险受体,直接影响到土地利用冲突的大小。泉州市建设用地不断扩张、侵占耕地将直接导致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的增加。

另外,泉州市的土地整治力度不够,城乡土地结构有待调整。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的矛盾也是泉州市土地利用冲突的一个具体方面。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泉州城乡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城乡一体化不是指城乡一样化,而是在空间形态上城乡有别,使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农村既保留优美的田园风光,又达到城市的文明和生活的便利。“城中村”和“空心村”改造是泉州市土地整治、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措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农村居民点用地闲置率高,“空心村”普遍存在,泉州市农村居民拥有两个或以上住宅的情况极为常见,造成了土地资源浪费;另外,农村居民点多为自建房,缺乏规划,布局混乱,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低。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作为风险效应因子,影响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的大小,布局越混乱,其稳定性也就越差,土地利用冲突强度也就越大。

耕地不具规模,景观生态功能差。土地生产利用方式与景观功能的矛盾是泉州市土地利用冲突的另一体现。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泉州市大多数农企或合作社仍以传统的经营模式从事农业种养或初级农产品加工,土地租种周期短,交易方式较为落后,生产经营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加上城市扩张的影响,许多耕地被不断地蚕食分割,乃至逐渐消失,从而使得耕地布局分散,同时,大量零散、老化、低效的林地及鱼塘影响了耕地田块的完整性,过多的田间道路、沟渠及田坎占用大量耕地,致使耕地田块欠规整,耕地布局分散,景观生态效果偏低。土地景观的稳定性同样作为风险效应因子,是影响土地利用冲突的重要因素,耕地布局越分散,其破碎度越大,稳定性就越小,从而土地利用冲突强度也就越大。

因此,我们必须要对泉州市耕地与建设用地利用冲突进行协调和管理。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是指采用一定的干预手段改变冲突的水平和形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益处而抑制其害处。在组织情境中,通常从确定适当的冲突管理风格、选择合适的冲突管理策略、采取必要的冲突管理措施等方面开展或加强冲突管理。

[1]龙花楼.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2,31(2):131-138.

[2]刘彦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J].地理学报,2007,62(6):563-570.

[3]刘巧芹,赵华甫,吴克宁,等.基于用地竞争力的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研究——以北京大兴区为例[J].资源科学,2014,36(8):1579-1589.

[4]周德,徐建春,王莉.近15年来中国土地利用冲突研究进展与展望[J].中国土地科学,2015,29(2):21-29.

[5]林英志,邓祥征,战金艳.区域土地利用竞争模拟模型与应用——以江西省为例[J].资源科学,2013,35(4):729-738.

[6]于伯华,吕昌河.土地利用冲突分析:概念与方法[J].地理科学进展,2006,25(3):106-115.

[7]Campbell D J,Gichohi H,Mwangi A,et al.Land use conflict in kajiado District[J],Kenya.Land use policy,2000(17):337-348.

[8]李广东,方创琳.城市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定量识别与分析[J].地理学报,2016,71(1):49-65.

[9]Xie G,Zhen L,Zhang C,et al.Assess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ies of Land Use in China[J].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2010,1(4):311-318.

[10]周晓艳,宋亚男.1982—2015年国际土地利用冲突研究文献计量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7,23(10):100-108.

[11]Wehrmann B.Land Conflicts:A Practical Guide to Dealing with Land Disputes[J].Eschborn: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 menarbeit,2008,12-13.

[12]Andrew J.S.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mediation to land use conflicts in small-scale mining[J].J Clean Prod,2003,11(2):117-130.

[13]Pavdn D.,Ventura M.,Ribas A.et al.Land use change and socio-environmental conflict in the Alt Empordà county(Catalonia,Spain)[J].J arid Environ,2003,54(3):543-552.

[14]ojă C.I.,Niţă M.R.,Vânău G.O.et al Using multi-criteria analy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atial land-use conflicts in the Bucharest Metropolitan Area[J].Ecol Indic,2014(42):112-121.

[15]Groot R.D.Function-analysis and valuation as a tool to assess land use conflicts in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s[J].Landscape Urban Plan,2006(75):175-186.

[16]Adam YO,Pretzsch J,Darr D.Land use conflicts in central Sudan:Perception and local coping mechanisms[J].Land Use Policy,2015(42):1-6.

[17]沈悦,严金明.城乡土地利用冲突与土地制度改革——第十四届全国高校土地资源管理院长(系主任)联席会暨中国土地科学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专业创立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土地科学,2015,29(7):13-16.

[18]刘琼,吴斌,欧名豪,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冲突的利益关系及协调——基于规划管理者和规划编制者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J].中国土地科学,2014,28(4):3-9.

[19]阮松涛,吴克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冲突及其缓解机制研究——基于非合作博弈的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388-392.

[20]杨永芳,安乾,朱连奇.基于PSR模型的农区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的诊断[J].地理科学进展,2012,31(11):1552-1560.

[21]徐宗明.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土地利用冲突管理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1.

[22]马学广,王爱民,闫小培.城市空间重构进程中的土地利用冲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人文地理,2010,25(3):72-77.(www.xing528.com)

[23]Hua L,Squires VR.Managing China's pastoral lands: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prospects[J].Land Use Policy,2015(43):129-137.

[24]方创琳,刘海燕.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剥夺行为与调控路径[J].地理学报,2007,62(8):849-860.

[25]周国华,彭佳捷.空间冲突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效应——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2,31(6):717-723.

[26]龙花楼,李婷婷,邹健.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与优化对策的典型分析[J].经济地理,2011,31(12):2080-2085.

[27]Yu ATW.,Wu YZ,Zheng BB,et al.Identifying risk factors of urban-rural conflict in urbanization:A case of China[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4(44):177-185.

[28]王秋兵,郑刘平,边振兴,等.沈北新区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及其应用[J].农业工程学报,2012,28(15):186-193.

[29]Wang J,Chen YQ,Shao X M,et al.Land-use changes and policy dimension driving forces in China:Present,trend and future[J].Land Use Policy,2012,29(4):737-749.

[30]Hui E,Bao H.The logic behind conflicts in land acquisi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A framework based upon game theory[J].Land Use Policy,2013,30(1):373-380.

[31]Brown G.,Raymond C.M.Methods for identifying land use conflict potential using participatory mapping[J].Landscape Urban Plan,2014(122):196-208.

[32]吕立刚,周生路,周兵兵,等.区域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地理科学,2013,33(12):1442-1449.

[33]Paracchini ML,Pacini C,Jones MLM,et al.An aggregation framework to link indicators associated with multifunctional land use to the stakeholder evaluation of policy options[J].Ecol Indic,2011,11(1):71-80.

[34]黄金川,林浩曦,漆潇潇.面向国土空间优化的三生空间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7,36(3):378-391.

[35]刘继来,刘彦随,李裕瑞.中国“三生空间”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分析[J].地理学报,2017,72(7):1290-1304.

[36]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4):1-14.

[37]邹秀清,钟晓勇,肖泽干,等.征地冲突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农户行为的动态博弈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2,26(10):54-60.

[38]周骏.基于社会燃烧理论的农村土地冲突原因及其治理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3.

[39]李红波,李柏霖,李素敏.西部多民族地区征地冲突治理机制[J].中国土地科学,2013,27(3):17-23.

[40]谭术魁.中国频繁暴发征地冲突的原因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6):44-50.

[41]王秋兵,郑刘平,边振兴,等.沈北新区潜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及其应用[J].农业工程学报,2012,28(15):185-192.

[42]王军,顿耀龙.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综述[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5).

[43]郑伟元.统筹城乡土地利用的初步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6):4-10.

[44]储胜金,许刚.浙北山区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冲突与协调机制研究:以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4,13(1):24-29.

[45]Torre A,Melot R,Magsi H,et al.Identifying and measuring land-use and proximity conflicts:Methods and identification[J].Springer Plus,2014,3(85):1-26.

[46]徐增让,郑鑫,靳茗茗.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冲突及协调——以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J].科技导报,2018(7):8-13.

[47]杨倩芸.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对保护的影响分析[D].昆明:云南大学,2015.

[48]马平,杨春玲.云南省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与利用冲突问题的法律研究[J].林业调查规划,2011(5).

[49]许彦曦,陈凤,淮励杰.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研究进展[J].经济地理,2007,27(2):296-301.

[50]刘贵利,严奉天,许顺才,等.城市发展中内外空间冲突与协调的战略选择:以石家庄市为例[J].地理研究,2006,25(4):701-709.

[51]裴彬,潘韬.土地利用系统动态变化模拟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9):1060-1066.

[52]周德,徐建春,王莉.环杭州湾城市群土地利用的空间冲突与复杂性[J].地理研究,2015(9):1630-1642.

[53]Song Z J,Yu L J.A study on the generalised spa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Beijing suburbs during the present day Urban Studies,2014.doi:10.1177/0042098014551675.

[54]周德,徐建春,王莉.近15年来中国土地利用冲突研究进展与展望.中国土地科学,2015,29(2):21-29.

[55]许学工,彭慧芳,徐勤政.海岸带快速城市化的土地资源冲突与协调——以山东半岛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527-533.

[56]储胜金,许刚.浙北山区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冲突与协调机制研究——以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4,13(1):24-29.

[57]冉娜,金晓斌,范业婷,等.基于土地利用冲突识别与协调的“三线”划定方法研究——以常州市金坛区为例[J].资源科学,2018(2):284-298.

[58]薛朝浪,赵宇鸾.太行山区土地利用冲突测度及其时空特征[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12):1677-1684.

[59]裴彬,潘韬.土地利用系统动态变化模拟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9):1060-1066.

[60]周德,徐建春,王莉.环杭州湾城市群土地利用的空间冲突与复杂性[J].地理研究,2015,34(9):1630-1642.

[61]Obery A M,Landis W G.A Regional Multiple Stressor Risk Assess ment of the Codorus Creek Watershed Applying the Relative Risk Model[J].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2002,8(2):405-428.

[62]Hayes E H,Lanais W G.Region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a Near Shore Murine Environment:Cherry Point,W A[J].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2004,10(2):299-325.

[63]文万青.关于kappa系数的进一步评价和校正[J].中国卫生统计,199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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