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生态位态势的变化：详细分析

（一）耕地自然生态位“态”和“势”

区域内的耕地生态元是一定时期自然—社会—经济三者对耕地利用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耕地生态元在特定时间作用的结果表示的“态”和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的“势”（通常量纲转换系数为la）。自然因素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天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总体，而对于耕地而言，我国南方和北方耕作类型、农作物有明显差异，北方平原广阔，耕地多，但热量较低，降水较少，以旱地为主，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南方多丘陵、山地，但热量高，降水丰沛，以水田为主，主要农作物是水稻。降水是导致我国南北方地区耕地类型差异的主要自然因素。为研究耕地自然生态位，本书选取影响区域耕地自然生态位的因素，一是自然维度，包括地貌类型、地形坡度、有效土层厚度、土壤质地、土壤酸碱度、土壤有机质；二是人为维度，包括灌溉能力、排水能力等。泉州市各区县耕地自然生态位“态”变化（1980—2010年）见表6-3。

表6-3　泉州市各区县市耕地自然生态位“态”变化（1980—2010年）

注：*表示这些区域由于1980年、1990年还在市辖区（鲤城区）行政区内，缺少数据

1.耕地自然生态位“态”方面

从研究区域泉州来看，1980年市辖区（鲤城区）耕地自然生态位为0.0033491，1990年，其值增加较少，为0.00345212，2000年为0.0042611，2006年为0.00435522，2010年为0.00422562。总体上来看，鲤城区比其他市县的自然生态位都要小，其增加速度也很慢，有以下主要原因：一是其行政区划调整频繁。199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原鲤城区行政区划调整为鲤城、丰泽、洛江3个市辖区。鲤城区保留原有名称，辖江南、浮桥2个镇以及泉州古城区的开元、鲤中、海滨、临江4个街道，辖区范围仅为原先的1/10。2003年1月撤销江南、浮桥2个镇，设立江南、浮桥2个街道。2006年9月，江南、浮桥2个街道调整为江南、浮桥、金龙、常泰4个街道。2010年，辖开元、鲤中、海滨、临江、江南、浮桥、金龙、常泰8个街道和泉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江南园）管委会，有79个社区居委会。二是鲤城区自然条件决定。鲤城区地貌有低山、丘陵、台地、平原、河谷盆地、滩涂等类型，以丘陵为主。根据1990年航测，低山45.26平方千米，约占全区土地总面积8.39%；丘陵295.23平方千米，约占54.75%；台地64.93平方千米，约占12.04%；平原69.80平方千米，约占12.95%；滩涂31.13平方千米，约占5.77%；浅海15.73平方千米，约占2.92%；内陆水域17.07平方千米，约占3.17%，因此鲤城区的耕地面积较少。

石狮市、惠安县、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这5个市县的耕地自然生态位“态”变化增加，唯有晋江市是在逐渐减少。

2.耕地自然生态位“势”方面

泉州市的耕地自然生态位“势”方面，1980—1990年和1990—2000年，唯有晋江市的值是负增长，其他的区县市都是正增长，变化最大的是鲤城区；2000—2006年，只有石狮市和南安市两地的值为负值，其他区县都为正，增长最大的是洛江区；2006—2010年，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晋江市、南安市、永春县和德化县这7个区县市的值为负值，其中南安市增长最小（图6-2）。从耕地自然生态位来看，泉州市以石灰（岩）土、水稻土、潮土、黄棕壤为主，土壤质地黏重、酸性较强、土壤养分贫瘠、土层较薄、水土流失严重。泉州市耕地自然生态位优势不大。

图6-2　泉州市各区县市耕地自然生态位“势”变化（1980—2010年）

（二）耕地经济生态位“态”和“势”

影响土地资源的经济因素包括土地生产力和土地区位等，其中，土地生产力受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作用。

1.土地生产力方面

土地生产力，通常指土地的生物生产能力，是土地评价中衡量土地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影响土地生产力高低的因素，除了自然要素以外，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说，土地生产力可以区分为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生产力。所谓自然生产力，是指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条件下，由气候、地形、土壤和生物等因素决定的土地天然生产力。经济生产力又称为社会生产力，是指在土地自然生产力基础上，在新技术推动和人类管理与调控下，通过培肥土壤、改良品种、创新栽培技术、加强田间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田间经营管理水平等措施得到的土地生产力。土地生产力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这些因素间协调发展，才能达到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单纯强调一个因素而忽略整体性可能导致土地生产力水平下降。若某一因素水平过低，由于“木桶效应”，也会使整体生产力水平受到影响。

2.土地区位方面

土地区位是指土地在空间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土地位置的特性是土地空间性和地域性的重要表现，也是土地本身具有的重要基本特征之一。

每块土地都有特定的“三维”空间位置而不能有一点移动，只能在所处地域内加以利用，这是土地不同于其他生产资料的又一特性。土地位置的好坏直接影响土地纯收益，从而影响地价，土地位置是决定土地等级和形成土地级差收入的重要条件。在这里，土地位置已不单纯是一个自然因素，位置的好坏主要由该地块所属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行政等因素来决定。工厂的选址应选在靠近原料产地、交通便利的区位；商业的选址需选在人口密集、流量大的中心区。土地位置的好坏将最终导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上的不均衡。

3.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作用

耕地的生产力要受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土地报酬，或曰土地收益，是指一定面积土地上投入生产要素后所取得的产量或收益，一般可以分为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收益就是农产品；而作为建房基地的土地，其收益是间接的，是通过房屋内的其他生产经营而实现的。土地报酬递减率是指从一定土地上所得到的报酬随着向该土地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多而有所增加，但随着投入的增加每单位劳动量或资本量的报酬逐渐减少。由于土地报酬递增递减现象的客观存在，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高投入，而应遵循客观规律适度投入。同时，可以适当增加对土地的科技投入，以改变土地报酬静态曲线的变动频率，增加土地报酬递增区间。在此基础上，寻求投入的最佳点，以达到投入产出平衡，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最优的土地利用方式。

4.技术因素方面

影响土地资源的技术因素包括科技发展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等。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类主动改造自然的意识也得到了相应增强，人类开始寻求用新的技术手段来更好地改造自然，使之适应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技术因素对于土地资源的效应表现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

直接作用表现在土地资源的利用与改造上。一方面新技术应用在土地资源本身的保护、改良和改造等方面，使得土地资源利用的深度与广度得到很大提高；另一方面，新的宏观监测技术方法如遥感等应用在土地的宏观管理与调控中，使得土地管理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土地改良技术使得大量被荒芜废弃土地得到恢复和再度利用。

技术因素的间接作用表现为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产品结构和层次等而影响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现代新技术浪潮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逐渐变“轻”，第三产业比重加大。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占地少、耗能低、产出高的产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这些变化无疑会影响到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

本书从利用维度和经济维度两方面构建了泉州市耕地经济生态位，利用维度方面采用了耕地面积、人均耕地、田间道路通达度、灌溉保证率四个指标进行测算，经济维度方面采用亩均产量、种植收入、人均收入三个指标进行测算（表6-4）。

表6-4　泉州市各区县市耕地经济生态位“态”变化（1980—2010年）

注：*表示这些区域由于1980年、1990年还在市辖区（鲤城区）行政区内，缺少数据

（1）耕地经济生态位“态”方面

通过计算，泉州市耕地经济生态位总体上是增加的，市辖区（鲤城区）由1980年的0.0614561，增加到1990年的0.08565642，之后2000年数值为0.0755173，2006年为0.07525222，到2010年又增加到0.07548855。晋江市、永春县、德化县三市县的经济生态位“态”方面增加最为明显，其他区县市也在缓慢增长（表6-4）。(www.xing528.com)

（2）耕地经济生态位“势”方面

泉州市耕地经济生态位“势”方面，1980—1990年的变化率最慢，1990—2000年、2000—2006年和2006—2010年3个期间比1980—1990年有了大幅度增加。具体来看，1980—1990年耕地经济生态位“势”都为正值，而1990—2000年、2000—2006年、2006—2010年这三年的数值有正有负，特别是2006—2010年耕地经济生态位“势”变化量除了鲤城区、南安市、惠安县为正值之外，其他区县市都为负增长值。其原因可能是随着泉州市整个经济快速发展，区域内经济发达的地区耕地的经济价值下降，人们都在追求第二、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即降低了农业，特别是在耕地上的经济收入，很多地方都轻视农业，在耕地上的投入下降，使得耕地的经济生态位增长出现负值（图6-3）。

图6-3　泉州市各区县市耕地经济生态位“势”变化（1980—2010年）

（三）耕地社会生态位“态”和“势”

1.耕地社会生态位“态”方面

耕地社会生态位是从社会影响因素来探讨耕地的生态位。本研究从社会维度角度选取了家庭人口来测量泉州市耕地的社会生态“态”方面（见表6-5）。影响耕地社会生态位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因素和社会制度。

表6-5　泉州市各区县市耕地社会生态位“态”变化（1980—2010年）

续表

注：*表示这些区域由于1980年、1990年还在市辖区（鲤城区）行政区内，缺少数据

（1）人口因素方面

土地作为资本的载体和人类活动的场所，其与人口的依存关系密切。在人地关系中，由于土地数量的相对固定和人口数量的不断变化，引起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往往在后者。人口质量的高低也会影响到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当人口质量普遍较高时，新增人口能迅速成长为人力资本，有助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单位土地的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土地资源紧张的矛盾。人口密度的高低会对区域的土地利用集约程度产生影响。一般来说，人口多土地数量少的区域，因为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较高，为了维系人类的生存，会向土地系统中投入更多的技术、劳动力和化学肥料，以换取较高的土地产出率，即土地利用的集约度较高；而在人少地多，人地关系矛盾相对较小的区域，土地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相对较弱，经营活动中势必会以大量的土地投入替代其他紧缺型要素的投入，土地利用也就相对粗放。

（2）制度因素方面

土地制度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因土地的归属和利用问题而产生的所有土地关系的总称。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规划制度、土地保护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税收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等。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国外许多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在土地所有制度的约束下，中国土地制度表现出以下特点，进而对土地资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土地使用的计划性和可调控性。土地归全民或集体所有，使得社会个体不能随意处置土地或变相改变土地利用用途。其次，土地利用规划范围广而深。在现行土地所有制保证下，国家或相应的代理机构能够对绝大部分土地进行规划，进行土地利用类型的用途定制和空间布局。再次，国家有常设的机构来行使土地日常管理职能，实施垂直化管理。最后，土地征用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目前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侵害个体利益严重，但从征地效率上分析，是与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基本相适应的。

我国土地资源虽然总量较多，但是人均占有量却很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水平进步，人口数量的正增长态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土地资源总量有限，土地生产力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也不可能无限制增长。土地资源供给的短缺性与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空间和土地产品的需求性之间的失衡状态将越来越严重。因而，协调人口数量和土地资源关系，切实保护好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确保其可持续利用，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经过计算，泉州市各区县耕地社会生态位“态”变化总体是增加的，如晋江市由1980年的0.0950492，增加到1990年的0.09512542，到2000年的0.113082，到2006年的0.13352662，以及2010年的0.13368555，其他区县市的情况类似（表6-5）。

2.耕地社会生态位“势”方面

从耕地社会生态位“势”方面来看，1990—2000年全市的耕地社会生态位“势”都为正值，而其他年份有正有负，并且1980—1990年的“势”值要比其他年份小；2006—2010年的数值增加量较小，如丰泽区、洛江区、泉港区、南安市、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数值为负。这说明耕地提供的社会因素在下降，虽然耕地在农村还存在初级的社会保障功能，如给农民提供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功能等，但是其作用已经在下降，导致了泉州市耕地的社会生态位在下降，其“势”的变化值增加为负值（图6-4）。

图6-4　泉州市各区县市耕地社会生态位“势”变化（1980—2010年）

（四）耕地生态位“态”和“势”

1.泉州市耕地生态位“态”方面

通过上述对泉州市耕地自然生态位、经济生态位和社会生态位的计算，将三者综合起来，可以得到各区县市1980—2010年耕地生态位“态”变化情况（表6-6）。从整个趋势来看，泉州市的耕地生态位都在增加，每个区县市增长幅度和进度不一，其中晋江市的耕地生态位“态”方面值最大，2010年为0.112116058，其次是南安市，2010年为0.065583903，再次是市辖区（鲤城区），2010年为0.056209489，最小是丰泽区，2010年为0.002291248。

表6-6　泉州市各区县市耕地生态位“态”变化（1980—2010年）

续表

注：*表示这些区域由于1980年、1990年还在市辖区（鲤城区）行政区内，缺少数据。

2.耕地生态位“势”方面

泉州市耕地生态位“势”方面，1980—1990年的生态位“势”增长比较明显，其他年份增长比较平缓，1990—2000年“势”都为正值，其他年份有正有负，特别是2006—2010年其“势”值增长速度下降，只有鲤城区、南安市、惠安县三个区县市为正。变化最大的是丰泽区，其“势”值减少比较明显；其次是德化县和安溪县（图6-5）。

图6-5　泉州市各区县市耕地生态位“势”变化（1980—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