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建设用地与耕地需求之间的冲突、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冲突、农户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的冲突等是土地利用冲突的直接表现,这些冲突直接导致矛盾,这将直接影响和改变地球上的生物、化学物质循环以及生态系统结构,诱发荒漠化、水土流失、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给人类及生产、生活发展造成威胁。[1][2]目前有关土地利用冲突的研究方法有定性和定量两种[3]:定性方法,根据土地冲突这种社会现象,探讨土地资源冲突所具有的属性和在冲突运动中的矛盾变化,从土地资源利用内在规定性来研究资源在利用中的冲突和矛盾。进行定性研究,要依据一定的理论与经验,直接抓住土地资源利用中存在矛盾等事物特征的主要方面,将同质性在数量上的差异暂时略去。在土地资源冲突研究中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定性分析确定区域土地利用冲突的类型,马学广通过对广州市旧城改造、工业搬迁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了广州市城市空间重构进程中土地利用冲突的类型及其影响因素[4],许学工等分析了山东半岛海岸带快速城市化的土地资源冲突与协调。[5]定量方法,是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数理模型对区域土地利用强度和冲突特征进行分析,彭佳捷等从生态安全角度对长株潭城市群的空间冲突进行了测度分析。[6]
景观生态学是研究一个相当大的区域,由许多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景观)的空间结构、相互作用、协调功能及动态变化的一门生态学新分支。景观生态学给生态学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它已成为当今北美生态学的前沿学科之一。景观生态学是在较大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来研究生态系统的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本书站在宏观角度,利用景观生态学和生态风险理论构建土地利用冲突模型,定量研究泉州市建设用地与耕地从1980年以来的冲突情况。(www.xing528.com)
土地是地球陆域生态的主要塑造者,地球上用于城市地区的土地份额大幅度增加,现代化、集约化的农业也使土地得到进一步利用,这种土地利用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土地生态是以陆地土壤、地形、水文和大气为环境介质和相应的生物群落组成的一个紧密实体的生态系统,也称陆地生态系统,该系统是一个由土地、自然环境、技术、政策、人等生态因子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系统中的任何一种因子的变化都会使自然界原有的土地生态平衡被打破,尽管土地生态系统自身具有一定的恢复功能,但这个功能是有它自身的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不能恢复。因此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各种土地利用,产生了土地利用冲突,这种土地利用冲突与区域生态安全关系密切[7][8],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对区域生态的负面影响越小,即土地利用变化所引发的生态风险越小,土地利用冲突的强度则越小,反之亦然。因此,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可以应用土地生态风险性评价进行测度。在实践中根据对因一种或多种内部或外界因素导致的不利区域生态影响所进行的评估,就是生态风险性评价。土地生态风险由风险源、风险受体和风险效应三部分组成。其中风险源是指研究区域可能面临的生态风险压力,选取与土地利用开发相关的空间外部压力因子作为土地生态风险源指标;风险受体是指生态风险的承受体或载体,选取反映土地受到风险压力时潜在的风险发生可能性的脆弱性指标作为风险受体指标;风险效应指基于评价目标和评价终点的不同风险受体对风险源的效应表征,选取土地单元的稳定性因子作为风险效应指标[9][10]。土地评价单元所受的外部压力越大,脆弱性越高,稳定性越低,则其生态风险越大,土地利用冲突强度也就越强。因此,土地利用冲突强度这样表示: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外部压力+脆弱性-稳定性。由于本书研究的是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土地资源冲突,因此先整体分析,再选取建设用地和耕地两个地类(或建设用地系统、耕地系统)进行详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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