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研究
18世纪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居住模式，而在19世纪中叶，延续了对城市发展的讨论，同时又开拓了新的领域和方向，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和发展在理论上、思想上和制度上都进行了充分准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农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人口膨胀，生活环境破坏，城市布局混乱，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土地利用问题，因此一些思想家和实践家提出解决该类问题的办法，如英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年）、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1887—1965年）等。霍华德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设想[6]，认为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及产业设计的城市，其规模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土地归公众所有。勒·柯布西埃面对城市化过程提出了对旧城市改造和建设现代城市的设想，逐步形成了理性功能主义的规划思想；另外柯布西埃发表了“明天城市”（1922）和“光辉城市”（1931）两个规划方案，体现了城市集中发展的思想。[7]
（二）耕地资源变化与土地（耕地）非农化的管理与调控研究
首先，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人口膨胀，建设用地日趋紧张，市区土地价格飙升。因此人们开始到郊区去购买农地，这样就导致了耕地资源的变化。其次，由于要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面积的扩大、交通设施的完善，以及绿地和公园的建设都需要占用大量耕地，造成耕地减少。最后，自然条件的变化导致耕地面积的变化。城市化速度加快，土地非农化现象非常严重，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在土地非农化原因方面，美国土地经济学家伊利（R.T.Ely）和莫尔豪斯（E.W.Morehouse）认为土地自然属性方面的位置固定性、经济属性方面的边际报酬递减和经济供给稀缺性导致了土地非农化[8]，Hiroshi Mori认为土地非农化是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竞争配置的结果。[9]在土地非农化动力方面，Mark Juergensmeyer和野日悠纪雄认为土地功能转化过程中的土地价值增值、农场主由于各种原因退出农业、新的经营者无法进入和现有的经营者无能力扩大经营规模是土地非农化的动力[10][11]，Greene等指出由于人口剧增导致了美国城乡接合部地区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12][13]在土地非农化调控方面，雅科考斯认为，自下而上的土地管理模式和实行农用土地征地政策、采用农业用地价值作为农业用地市场定价是有益经验借鉴。[14]汉姆皮克、德莱克、普鲁克纳等认为，政策执行情况及执行效率对土地资源保护有着很大的影响，也能提高民众对于土地资源保护的接受程度，如瑞典、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公众具有较高的农业景观保护意愿；以色列实施税收分享政策等。还有学者重视制度因素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的作用，如美国土地规划、日本农业用地财产税税收制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土地许可制度，这些制度对各国农业用地的非农化产生重要影响。[15](www.xing528.com)
（三）从经济角度探讨耕地非农化
对于耕地非农化，国外研究从经济利润角度展开，认为耕地的生产率要低于工业等其他建设用地的生产率，这是耕地非农化最主要的原因，另外的原因就是建设用地的需求量提高，特别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更加明显。K.C.Seto和R.K.Kaufmann认为，耕地（农用地）的生产效率要低于工业用地的生产效率，两者之间的生产率之比引起了耕地非农化[16]；G.F.Zhai和S.Ikeda认为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引起了耕地非农化，并以上海作为研究案例，指出固定资产是导致耕地非农化的主导因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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