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用人之妙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为唐太宗时期的年号），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唐盛世也由此开始。其实，“贞观之治”与唐太宗组建的一支高效管理团队是分不开的。

对此，正如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问宰相王珪：“你善于鉴别人才，尤其善于评论。你不妨从房玄龄等人开始，都一一做些评论，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再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看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

王珪回答说：“勤勤恳恳地报效国家，尽心竭力无所保留，我不如房玄龄；文武双全，出征可以为将，入朝可以拜相，我不如李靖；陈事进言详尽明白，上传下达忠实公正，我不如温彦博；解决繁重的困难，妥善处理各种问题，我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己任，希望皇帝跟尧舜一样圣明，我不如魏徵。说到辨别清浊，疾恶奖善，我与他们相比，倒是略有长处。”

唐太宗听后，非常赞同王珪的话，大臣们也认为王珪完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都说这些评论是正确的。我们从此不难看出，在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都各有所长，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从而使其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为打造一个治世、盛世发挥出团队的最大力量。

应该说，唐太宗在用人方面历来为人称道，被视为“千古名君”。我们接下来总结一下唐太宗在用人之道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1.用人如器

唐太宗认为，事凡器具，均有优缺点，我们是用其优点和长处；同样，任何人也是有优缺点，我们在用人时，就要发现其优点，用其所长，对此，正如唐太宗所说“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孔子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意为即便是十户人家的地方，也一定有忠诚信实的人，代指处处都有贤人与人才。的确，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皆存在人才，关键是有没有发现人才的眼光，有没有发现“千里马”的“伯乐”。如果领导者在用人时“求全责备”，希望一个人“完美无缺”，恐怕就要“无人可用”了。

比如，历代公认贞观年间的贤相首推房玄龄和杜如晦，然而，房玄龄和杜如晦也都是各有所长和所短，集优缺点于一身。其中，房玄龄善于出谋划策，点子多，想得也很周全，却不够果断，魄力不足；杜如晦敢于做出决断，有魄力，却又没有房玄龄那么足智多谋。于是，每当唐太宗与房玄龄商量国家大事举棋不定时，就会把杜如晦请来，可最终用的还是房玄龄谋划的方案。

对此，唐太宗说：“智慧的人取其谋略，愚笨的人取其力量，勇敢的人取其神威，怯懦的人取其谨慎，各种人物要兼而有之。良匠不放弃任何木材，明君不放弃任何人才。不要因为有一样短处就忘掉他的长处，也不要因为毛病而掩盖他的功绩。可以取长补短，人尽其用。”这体现出唐太宗“用人如器”的智慧。

2.德行并举

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具体做法为：即便一个人品德不佳，甚至不仁不孝，但是若能帮助曹操治国用兵、打胜仗、扩大地盘，都可以重用。唐太宗在用人上并不赞成这样做，而是兼顾德与行两个方面，尤其是将“行”作为人才标准，使得对人才的选拔更有动态性和实践性。

唐太宗认为，在人才的评价标准上，要突出德的首要地位，德是才的统帅，决定了才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力度；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和范围。同时，对“德”与“才”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或者“人云亦云”，而是关键看其“行”是否能体现出相应的“德”与“才”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www.xing528.com)

3.赏罚分明

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也就是说，处理国家大事，关键要赏罚分明、有理有据，奖赏一个人，必定是基于其功劳而奖赏，这样的话，没有功劳的人如果想获得奖赏就要努力创造成绩；惩罚一个人也要基于其罪过，这样的话，为非作歹的人自然就会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敢再为非作歹。为此，唐太宗坚持赏罚分明。

比如，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基后，在与群臣议定奖赏时，唐太宗李世民说：“我给大家的功劳赏赐，如果谁觉得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向我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其中就有唐太宗的堂叔李神通。

李神通不服地说：“我在关西起兵，率先响应你和高祖（李渊）的起义，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不过是捉刀弄笔，动动口舌说说话，拿笔写写字而已，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

唐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其实也是自谋摆脱灾祸；后来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又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使我们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但我却不能徇私情，将您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唐太宗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李神通无言以对，这体现出了唐太宗赏罚分明。

4.量宽足以得人

唐太宗在位23年，先后任用的宰相有22个人。在这些人中，有的人是前朝（即隋朝）的皇族，有的人是唐高祖李渊重用过的人，还有些人是唐太宗登基前的政敌、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如魏徵）。其中，魏徵甚至是谋害唐太宗的罪魁祸首，然而，唐太宗却以自己宽广的胸怀容人、用人，魏徵后来还成了唐太宗的高参和宰相。魏徵病逝后，唐太宗亲临吊唁，放声痛哭，还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鉴亡矣。”唐太宗将魏徵视作时时提醒自己得失的知己，堪称“君臣关系”的典范。

我们知道，在古代，宰相是朝廷重臣，唐太宗在任命宰相方面尚且宽宏大量，更何况其他方面！所以，唐太宗胸怀宽广，知人善任，自然是大量有志之士前来效力。

5.以情御人

唐太宗认为，在讲究制度与秩序的基础上，对待部下要像对待朋友一样，从而运转权力驱动与情谊驱动这两个动因去驾驭人才。唐太宗曾说，对于大臣要“推心待之”，他还常宴请群臣，宴会完后还和大臣们一起作诗歌咏，君臣之间常会有一起吃饭、聚会、聊天的机会，无形当中，加深了团队之间的感情，强化了管理团队的凝聚力。

总之，唐太宗作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知人善任、从善如流，从管理学上来看，唐太宗在团队管理上的宝贵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