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当前发展分析，

(一)数量分析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加强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运用数学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的势头发展很快。现在看西方经济学界的书报杂志，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就好像看数学书刊一样。

在经济学中适当运用数学是必要的，但用得过多，发生了偏差，就不妥当了。在西方经济学界，甚至像“投入—产出法”的创导者里昂惕夫教授，近年也责备过多地引用数学，而忽视对经济本质的分析。他曾在美国《挑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经济学应该主要讲求理论论证，讲求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不能热衷于编制数学模型。现在有许多搞理工科的人转过来搞经济，由于忽视了经济理论而单纯用数学模型来分析问题，往往走入歧途。”马歇尔原来是一位教数学的老师，他的数学水平很高，但他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却把数学公式、图解都放在附注和后面的附录里，他认为，经济学毕竟是一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不能完全用数量分析，太多的数学公式或图表，不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从而不利于他的理论的广泛传播。所以，我们搞经济学并运用数理分析方法的人，应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二)出现一些非凯恩斯主义倾向

自20世纪30年代起，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盛行，持续三四十年之久，许多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凯恩斯政策治理经济。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却发生了“凯恩斯经济学危机”，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的“滞胀”局面。一方面，通货膨胀很频繁，凯恩斯主张用赤字财政、政府公共投资、国家干预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结果赤字增大，发行钞票越来越多，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经济不景气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便认为凯恩斯主义不科学了，必须另想办法，从而出现了“货币主义”(也称现代货币数量论)、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各种派别。这些派别的理论和主张，对纠正“滞胀”局面显然也没有多大效果。资本主义的病症并不是从需求学派改换到供应学派就可以医治好的。以上这些派别都是非凯恩斯主义倾向。另外，还出现了反对国家干预的诸种学派，比如芝加哥学派，又称为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国家放任自由，应该尽量少干预经济活动。在他们看来，干预太多不能解决“滞胀”问题。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非凯恩斯主义倾向，但凯恩斯主义仍然没有被排斥和替代，国家干预还是比较流行的。比如北欧的瑞典学派，在国家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就做得比较好。所以，倡导国家干预仍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尽管有人主张把它减弱一点，个别国家在个别时期也曾这样做，但从总的趋势来看，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还在逐渐增强。

(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趋于互相结合

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开，本来就有很多人持反对态度，两者的结合，自然会得到很多人的赞成。实际上原来主张把两者分开的人，也并不都主张把两者绝对地永久地割裂，很多人认为把两者分开只是为了研究上的便利。这里，比较突出的代表有“后凯恩斯主义”的美国流派。1946年凯恩斯去世以后，凯恩斯学派逐渐演变而分裂成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英国学派又叫“新剑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卡尔多、卡莱茨基等;美国学派又叫“新古典综合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由于萨缪尔森、索洛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而该学院又位于波士顿附近的坎布里奇(Cambridge)，也叫剑桥，因此，西方学术界常提到“两个剑桥之争”。萨缪尔森采取所谓的“新古典综合”，认为单纯用宏观分析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而应该把马歇尔的微观理论，如均衡价格理论等逐渐与凯恩斯的宏观理论融合或综合起来。至于罗宾逊夫人，一开始就不赞成把宏观和微观分开。(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就其实质来说，微观是基础，宏观是主导。两者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本来就是不可分的。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局部和整体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把两者看作辩证的统一，把宏观管理好，把微观搞活。我们还要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实际经济情况，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图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甚至还有中观经济学。

(四)“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广义而言，发展经济学由来已久，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最早的发展经济学的典范，它是研究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规律的科学。在西方经济学的著作里，大多都是研究短期均衡(也叫作“瞬间均衡”)的，只有极少数著作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最早的而又比较系统地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著作要算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在西方的学术地位和凯恩斯可以并驾齐驱，但实际影响则不如凯恩斯大。熊彼特是庞巴维克的学生，他在1912年发表的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这样的看法虽然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确实为数不多。正因为熊彼特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终要走向灭亡，所以不受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欢迎，被有些人看作是“社会主义者”。不过熊彼特的价值理论仍然是边际效用学派的。

从马歇尔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一般不大谈价值论，而大多是谈价格论，特别是均衡价格论。大家知道，均衡价格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做支柱的，还结合了生产费用价值学说，其需求曲线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熊彼特不仅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有“创新”，而且还认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是通过经济危机的波动来推动“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危机会促使企业家们不断“创新”，争相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于是“创新”就不断发生。当然，熊彼特的“发展理论”是关于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最先倡导和运用了“创新”这个学说。他后来又出了几本书，在二战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里，他认为只有产生了“创新”，才会有投资，才会有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和经营才能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创新”的机会将越来越少，而且会变成机械化、自动化。到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就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替代。为此，垄断资产阶级很不喜欢他，没有谁请他去当顾问，不像凯恩斯那样到处出谋献策。所以他的实际影响没有凯恩斯的大，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却算是突出而有特色的。

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蓬勃兴起。它主要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即现在所说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问题。这就是狭义的、现在一般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其研究范围不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如何发展和继续增长的问题，而是研究在相当一部分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存在的条件下，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起飞和发展的问题，其中又多半是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

当然，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彼此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有些人仍然用新古典学派的观点，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些人研究这个问题，大多认为自己是发达国家，而第三世界则大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无论如何发展，最终还是要为工业发达的国家服务，将来仍然是工业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场所和产品销售市场。这些传统的理论观念，很多都是庸俗的，是宗主国对待殖民地的腐朽思想的反映。其中只有少数一些是可取的或可供参考的。除此而外，还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研究他们自己的国家在政治上独立以后，经济上如何发展的问题。显然，他们的理论也有缺点，但他们的发展理论是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服务，因此对这种发展经济学，我们应当给予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