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因素的影响。
中庸思想,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即永恒恪守中正之道。中庸思想文化的三个最基本原则:致中和;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其中,执两用中是中庸思想立论最基本的法则。中庸思想文化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影响是深远的。若发挥它积极的一面,它就是克己修身、好学遵道、持经达变、踏实低调、韬光养晦;若发挥它消极的一面,它就是保守自我、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消极倦怠、观望随众。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积极的一面过度了,就容易产生消极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倡导的是克己修身、韬光养晦、踏实低调,长此以往,结果变得不敢进取、不思进取、变革不足,更有甚者,由于克己修身没能带来相应的回报,其示范影响反而走向了反面。中庸思想文化与广东独特的岭南文化融合——讲求实利实惠、重商、重实用,使中庸思想非积极的一面在“和平”环境下表现得尤为突出。广东在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的环境下,守成、满足的思想在滋生蔓延。这是在领导干部队伍和社会民众中都普遍存在的。这种意识的存在是创新冲动消减的思想根源。
②基础薄弱先天不足。
广东地处祖国大陆的最南端,毗邻港澳,是曾经的“战备前沿”。国家在基础建设、工业投入等方面长期比较欠缺,致使公共交通网络、高压输变电、工业基础、高等教育及科技研发等基础都较薄弱。这些基础设施和条件恰恰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不可或缺的硬件环境。改革开放近40年,经过广东的不懈努力,这些基础硬件环境确实得到了较大的改变,但是,距离要求仍然差距不小,尤其是教育和科技研发的环境条件更是如此。而广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广东人有更多的出路选择,从历史上的走南洋,到今天的留洋,并非仅有创新一条“华山路”。这也给广东创新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2)现实因素的影响。
①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惯性作用。
改革开放的头30年,广东通过“三来一补”的模式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就。这种模式走的是生产要素驱动的道路。30年走下来,我们可谓“驾轻就熟”。进入新世纪后,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改写了,继续原有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投资驱动也不能持续。创新驱动不可回避地摆在了我们面前。30年要素驱动的简单高速行进要转轨到创新驱动的复杂崎岖路径,必然需要一个缓冲期。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要重视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惯性作用在思想上、行为上对创新驱动发展的不良影响甚至制约,要从体制机制的变革上去化解这些不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惯性作用。(www.xing528.com)
②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寻找革命性突破口的艰难。
创新就是对原有状况的一种变革和创造。这种变革与创造最终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如英国当年的产业革命,大量地占用了农民的土地,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加入产业工人队伍。农场主的利益受到了产业资本家的切割。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三来一补”的简单生产方式使珠三角不少人富了起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三十年要以创新驱动发展,这种内涵式的发展对原来的简单生产方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实现这种转变首先就要在思想观念、价值认识上进行创新,以思想观念、价值认识创新引领科技创新,真正走向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③社会创新意识及其环境条件配套不足。
创新驱动发展不仅仅只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事情,也不只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事情。一方面需要政府集公共之力建设好创新不可缺少的基础环境条件,包括基础设施、法律环境、政策支持、公共配套服务平台、文化意识、人才队伍等;另一方面需要全社会形成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共识,形成促进创新发展的机制,营造有利于创新良性循环上升的氛围。这些离不开对全社会开展创新宣传与教育。改革开放近40年,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缺失的。近几年开始有所改变,但距离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环境建设要求还相去甚远。创新驱动发展首要解决的是共识问题。在共识下方可排除万难创造条件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
④体制上尚存的弊端削弱了政府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的力量和作用。
创新驱动发展,各主体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由于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具有风险,需要保护,因此离不开政府在其中搭台、支持和护航,如财政资金的支持、金融体制的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交易、大数据平台建设等。而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却使政府在创新驱动中存在着程度不一的行政不到位、行政缺位、行政越位现象,如政府绩效考核与区域创新驱动发展间的矛盾,科技管理体制与创新驱动发展活力释放间的矛盾,政府财政体制与创新驱动发展对资金投入需求间的矛盾,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市场运营环境建设和规范与促进创新驱动发展间的矛盾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创新成本增加,效率受损。
面对上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要加快广东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从影响创新驱动发展的系统上进行创新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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