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解析

“新常态”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原有的“旧”发展常态逐步转变为“新”发展常态的一个过程，即传统的高速增长向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转变的过程，是典型的过渡期。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调整，发展要素转变，增长动力调整，对人民观和发展观的新认识等一系列特征，而最终要达到一个可持续、包容的增长模式。其基本特征是：

（1）速度换挡：中高速发展。

从经济增长的速度看，新常态经济是阶段性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态势。曾经的高速偏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众多内生和外生因素变化而变得不可持续，同时也导致了诸多经济、社会、环境等矛盾。如环境承载力达到上限，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技术竞争遇到瓶颈，国家贸易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低端制造业规模性转移和国外中高端制造业回归，经济政策逐渐趋于僵化，投资拉动经济效果边际递减，过剩产能的作用开始显现，国际经济环境复苏缓慢等。这些约束因素已经将中国GDP增速从10%以上拉低至7%左右，并趋于稳定。

按照经济学原理，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在面临主要经济要素约束及短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也在下降。

①从劳动投入考察，劳动力再配置的效应有所减弱。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开始减速，低投入、低成本、高效益的改革基本完成，但是伴随高成本、高风险的市场改革仍处于改革深水区，也难以推动潜在增长率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年龄构成看，2012年中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6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连续五年净减少。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已经逐步放缓，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是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储蓄率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将放缓，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时也难以大幅提高。

②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考察，资源环境承载难以支撑高速增长的旧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土地、矿产、能源、水等资源的大量消耗，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导致资源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根据统计，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人均耕地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2/3的湖泊存在富营养化的问题，资源环境超载现象非常严重和普遍。中国经济正处在向后工业化阶梯迈进的过渡、转型阶段，经济增长阻力倒逼经济增长方式更切实地转向环保、节约、绿色可持续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效率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开始高过增长效益问题，新常态经济正是这样一种阶段性增长趋缓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向完全的绿色经济迈进的动态集约化经济。

③从总量和基数考察，总量和基数变大后“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不可能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此外，资源环境“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2）结构调整：结构优化。

新常态经济是结构平衡导向的市场化、调整型经济。中国旧常态经济的过快发展没能依靠市场化同步完成结构的转型，经济调整滞后于经济增长，地区平衡、城乡平衡、国企私企平衡和产业结构平衡等问题都被置于比较次要的位置，而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突出矛盾，到了不得不改的发展阶段。新常态经济的结构调整内在诉求是根本性的，既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又有人口结构的调整。新常态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是世界第四次产业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中国内地转移，造成中国高能耗、高投入和高污染型产业快速增长，并引起产能过剩、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失衡等问题。而世界第四次产业转移，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下引导的部分高端制造业回流。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在促进三次产业占比合理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促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强国转变，而且需要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带动更多劳动人口就业。人口结构是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构成情况。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中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2016年末，总人口138271万人，60周岁及以上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见图2-1），占总人口的10.8%。不仅使得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推升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用工成本，而且造成养老负担较重、养老金缺口增大。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将拖累经济发展速度。

图2-1　2005—2016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量(www.xing528.com)

（3）动力转换：创新驱动。

新常态经济是科研创新指向的信息化、革新型经济。新常态经济是在以往经济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的，新动能是维持新常态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产业发展放缓，传统动力减弱，但支持经济基本面的新兴经济、创新创业型经济、信息技术经济、服务业经济开始表现出稳定增长的动能，也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动能。创新也将覆盖传统产业，但速度显然要慢于起步于垄断环境或空白市场中的许多创新经济业态。在新常态经济中，技术革新成为维持产业竞争力和发展能力的关键关口，各种企业创立的科研中心、国家级实验室就是最好手段，技术创新的委托外包服务需求也开始出现。与实业革新相伴的，是对约束经济动力提升的老旧制度的革新，包括金融制度、生育制度、户籍制度、利率制度、审批制度、短期经济政策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要素的粗放型投入所驱动，当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投资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有利于消除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即要素报酬递减等因素的制约。新常态下，与现有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主要源于经济改革后的内部动力，要改变以投资和进出口为主要动力的增长驱动，而实现以创新发展及依靠内在需求为主的动力驱动模式，确保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

（4）发展观的更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观和发展观的新认识、新概括，赋予了人民立场新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首要课题就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重社会公平，寻找能够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国家发展成果的途径方向，是国富促进民富的必然前提。国家的发展强盛最终还要归于每一个国民的富裕进步，百姓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劳动能力和国民素质提高，都需要以人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为基础，必要的社会保险为保障，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及高效率的教育体制为配套，完善的国家收入分配体制为支撑。新常态经济的福利化过程也是解决中国已经存在多年的基尼系数过高问题的过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基尼系数自2001年至2016年一直处于国际警戒线水平之上，介于0.454～0.491之间（见表2-1）。

表2-1　中国居民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新常态经济要实现百姓福祉，必然从更多层面增加政府开支用于民生保障，并继续通过财税收入转移支付方式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总之，新常态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速下行到中高速的水平，而其背后隐藏的各种风险正是阻碍我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结所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更不是说现状便是新常态。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真实描述，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探索中国新常态阶段发展的难题，比如新常态下经济的阶段性表征，采用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可判断出新常态的发展与以往“高增长”下的发展必然存在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路径，认识新常态发展特点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如果把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其蕴含的进取精神。新常态正引领中国经济进入一种综合动态优化过程，即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指的是多重因素变化的综合优化过程。它指向的是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良性组合，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个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放缓，政策部门不能慌乱，地方政府不能失了方寸，市场波动会给投资者带来恐慌，这时候就更需要政策部门和干部队伍保持清醒和稳定，要保持正确地作为。下一步要真正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首先就需要各级掌握政策资源的干部从思想上能够跟得上中央的步伐，吃透当前面临的形势，才有可能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之下做出建设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