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属山地高原地形,东部与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为邻,北部与四川省相连,西北部紧依西藏自治区,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和老挝、越南毗邻,是我国西南部与东南亚国家友好交往的桥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云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提升云南的经济水平。
位置偏僻的云南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远远地落在了其他省份后面,但云南却有自身可大力发展的产业,比如旅游资源和生物资源。在各地争先恐后发展的生物医药产业上,云南已经有了一个显著的优势,就是丰富的生物资源。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被誉为植物王国。各温度带植物在云南都有分布,加上高原地区气候差异大,植物生长情况也有很大差异,古老的、衍生的、外来的植物种类和类群很多。全省有高等植物17902种,占全国总数的52.59%,植物特有种达1000种以上。云南省在加强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的同时,积极发展野生植物培育利用产业,在林药种植方面有了很大进展。截至2013年底,云南省林药种植面积超过300万亩,建立了文山三七、昭通天麻、楚雄民族药道地药材、滇西北高山药材、西双版纳南药五大林药种植基地,探索出一批名贵药材的人工种植管理技术[1]。
几千年来,云南各少数民族不断发展自己的医药文化,发现了不少有名的草药,经多代证实确有效果。云南本土医药文化已经有了自己的体系,《滇南本草》流传至今已有500多年,《哀牢本草》《玉龙本草》系统总结了彝族、纳西族的医药经验。同时,傣药、藏药和彝药都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丰富医学典籍,形成了以傣、彝、藏医药为主,苗、壮、白、纳西、佤等民族医药并存,多元一体的云南民族医药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1959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截至2017年底,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136个科研机构建立科技合作交流关系,并依托中亚药物研发中心和东南亚生物多样性中心,同乌兹别克斯坦和老挝加紧推进两个联合实验室共建步伐,启动全球葱园(昆明中心)建设。(www.xing528.com)
有了优质的生物资源,云南充分调动生物医药产业利用天然药用植物的积极性。在云南省127家药品生产企业中,生产中药、民族药、天然药物的企业有110余家;在179家纳入生物医药统计管理的生产企业中,中药、民族药、天然药、植物提取、天然健康产品、中药饮片、植物农药生产企业有160家。数据显示,为扩大种植规模,提高云南省GDP,2016年云南省中药材产业种植面积为656万亩,种植面积跃居全国第一位。产值达253亿元,居全国前列。全省近五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涉及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大户达96000多户[2]。
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大健康时代的到来,民族医药有了振兴的机会,其不仅可以支撑民族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也可以让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充分挖掘传统民族医药,是现在研究新药的方向之一。20世纪70年代至今,云南各族人民已从传统民族医药中开发出20种新药,如著名的“傣肌松”,就是从傣医药“亚乎奴”中研发出的一种肌肉松弛剂;“神衰果素片”是从景颇族草药“木札”中分离出的豆腐渣果中提取的;用哈尼族药青叶胆开发出的“青叶胆片”,可以治疗肝炎;用“莫阿宰呢”生产的“昆明山海棠片”,则可用来治疗类风湿和红斑狼疮等病症[3]。
作为拥有丰富生物资源和民族医药的大省,云南省的民族医药资源保护和贵州相似,但受限于知识产权,没有使效益最大化。首先,国内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只有《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用来保护民族医药,属于行政法规,同时不具备排他性和独占性,与专利保护冲突时,会优先保护专利。在国际上,该条例又不被认可,因此不利于民族医药走向全球。其次,云南民族医药获得专利数少,专利申请难度大,这是因为大多数云南民族药物并不是单一的化合物,往往采用复方制剂,虽然有着神奇疗效,但无法明确具体作用,其化学成分并没有被研究透彻。因此很难符合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要求,进而很难被授予专利,但这些申请进入了公开审查阶段,造成技术方案的公开,使国外企业获得相应信息,它们以民族医药无专利保护属于公开药为由,通过先进的技术改良加工,“换汤不换药”,先一步获得了专利,造成知识产权流失,进而难以在国际市场获得认可。相反,提纯单一有效物质的云南民族医药产品(如麻黄碱、紫杉醇等),因为有效成分物质化学式可以确定,因而专利授权相对容易。这是云南省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知识产权是云南民族医药发展的核心动力,有了专利,云南民族医药才能打开国际市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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