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

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国内外许多产业陷入低谷，金融市场的动荡让投资者变得小心谨慎，但是生物医药产业却依旧保持着增长趋势，于是，更多的资金以及技术投入到生物医药产业。新兴模式兴起，产业集群化趋势不断加强，生物医药市场竞争力增大，许多国家都在抢占这份“美味的蛋糕”。知识要求高、高投入让生物医药产业成为知识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医药企业被吸引在一起，形成了像“硅谷”一样的产业基地。例如，在美国有5个著名的生物医药集聚基地——波士顿的基因城、旧金山的生物技术湾、华盛顿的制药城、北卡罗来纳的研究三角园以及圣迭戈附近的美国硅谷地区生物科技园；欧洲著名的产业集群区有英国的剑桥基因组园、法国巴黎南郊“基因谷”、挪威挪瓦姆生物医学科技园以及莱因河上游生物谷。

美国在生物医药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因为生物医药产业是科学基础而不是直接的生物技术产业，这为创建新公司奠定了基础，保证了生物医药企业的自主研究能力。拥有先进技术的科学家与拥有强大资金力量的投资家合作，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在初期出售技术获得资金并接受风险投资，不断壮大，例如基因泰克公司；二是与其他公司合作发展，如科学家和资本家联手创建的安进公司；三是不与其他公司合作，独立研究，只接受政府资助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以健赞公司为代表［5］。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辉煌离不开政府、机构、风险投资和企业共同发力。不同于化工等产业由大公司主导，美国生物医药产业以学术研究机构为起点，是一个建立在学术研究上的产业，而保证生物医药产业园区顺利发展的关键是研究机构在创新领域中表现出的实践能力，接触科技前沿的研究机构总能保持生物医药产业的先进水平。美国几大生物医药产业园区都以高水平研发机构的集聚为其发展基础。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水平、开明的科技成果转化方案、完善的政策机制，成功建立了一批先进智慧的生物科技园区。目前，美国已形成了斯坦福生物技术研究园、北卡罗来纳州生物技术研究园、佛吉尼亚生物技术研究园、马萨诸塞州生物技术研究园等生物科技园区。生物科技园区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以电子、微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园，从而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6］。

欧洲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落后于美国，在规模方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后备”。主要是由于现有公司和美国本土初创企业有合作关系，而欧洲初创企业尚未找到来自欧洲现有公司的类似支持。与美国一样，欧洲对于驱动创新能力也有自己的优势，对强大的可持续发展技术的追求使得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大型企业如德国拜耳，1990年投入近41亿马克，其中70%投资于生命科学，并主要分布在保健和农业两大领域，中小企业也有自己的产业线，而不是只生产单一产品。目前欧洲最有名的科学园区是剑桥科学园和牛津科学园，以人才和技术支持产业发展，创造充足的产业活力，有比肩美国“硅谷”的趋势［7］。(www.xing528.com)

日本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起步晚于欧美国家，但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朝着欧美国家猛追。日本政府2002年出台“生物产业立国”战略，促进了产业发展，为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资金支持。日本的生物技术产业市场在1998年不过2000亿日元，2002年增长到1.2万亿日元，2003年达到1.66万亿日元，2005年为6.67万亿日元，约占全球生物产业市场的10.7%，其中医药类占12.3%。从2002年到2005年，日本生物产业市场每年增长139%。日本生物医药企业的数量和扩张速度也不容小觑，大型企业与国外制药公司合作研发或购买专利，中小企业扩大涉足领域，走上融资道路。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日本的生物技术产业的科技文献、专利申请量分别居全球第4位和全球第2位，显示出日本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基础已经居于较为领先的地位［8］。

我国医药产业发展起步晚于欧美日，市场份额远远赶不上需求量，中小企业居多，还没有诞生大企业，产业发展比较落后。但在国家的重视下，生物医药产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二五”时期我国抢占产业发展高端和前沿的战略重点。经过多年的发展，主要以基因工程药物作为核心来开发和研究，在生物医学方面有良好的进展。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公司注册有400余家，主要分布于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新兴药品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进展。2015年10月5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对疟疾的治疗效果好以及其提取方法，被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授予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国医药行业面临的挑战也非常突出，首先是创新问题，由于起步较晚，企业没有形成产业线，多数靠买国外专利再研究，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产业化机制也不够完善，缺乏资金的注入和专业团队的培养，导致很难把创新转化为产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