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死心，又到北京去找各大部委咨询。我住在一位叔叔家，每天都去跑各有关部门，就自己合资的事查资料、咨询，但越跑越感觉希望渺茫。那时去各个部门办事，要拿着县团级单位的介绍信，我哪有这些，所以每到一个部门都不出所料地被拒之门外。就这样在北京徒劳奔波了三个月，带的钱也折腾光了，一天只靠吃一个烧饼度日。
眼见前方无路，忽然峰回路转。一次极偶然的机会，我先是见到了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不久又见到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事情由此有了转机。
一天，我正在这位叔叔家待着，来了一个人，把我带到台基厂一个大院。走进一栋楼，绕过一个长廊，来到一个书房，只见一位白发老人端坐在那里，正是王任重。王老说：“我听人说起过你，我今天有一下午的时间听你讲故事。”我听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整整用四个小时讲了自己“干个体”的经过。当听我讲到被人撵、被人瞧不起、摊位执照被人没收时，王任重拍案而起，说：“这些同志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的个体户？我们这些人参加革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你们能够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替国家分忧，为什么还要限制你们呢！”
接着他又问我：“如果你想做的事被批准了，你就不是成为万元户的问题，而是可能会成为百万元户、千万元户。当你有钱的时候，想干点什么？你当过兵，我也是一个老兵，我想听实话。”听到这里，我真诚地说：“王老，我看过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梁三喜牺牲前从兜里掏出的是一张欠条，让人转交给他的母亲和媳妇，替他向战友还账。看到这里我难受极了，咱们国家真是太穷了。我要有了钱，一定替战友还账，一定不做你们革命老前辈不希望我做的事！”(www.xing528.com)
听到这里，王老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你。”我说：“我没什么要求，只是想与有关部门的同志谈谈合资的事。”王老听后，当即给时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任仲林写了一封信：“兹介绍大连市一个很有思想的青年姜维，到你那去谈一谈，你无论如何都要接待，哪怕是几分钟，此致敬礼。王任重”
第二天，我拿着王老的信到了国家工商总局，任仲林局长与海关总署等共四位司局长一起接待了我。我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如何才能与外商合资办企业？”任局长告诉我：“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我说：“那就变。”没想到，这话一出口，任局长立即站起来，神色凝重。他拍拍我的肩膀，严肃地说：“小伙子，你知道吗，我们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消了私营经济……你一句‘那就变’，我哪有这个权力变。”此时，一位司长又站起来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当时的规定，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视为剥削。我急了，大声说：“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这时，任局长对我说：“小伙子，不要着急，相信党中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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