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发展应该从仅仅依赖国家和市场的“两轮驱动”，转变为依靠国家、市场、社会和文化的“四大主体驱动”，这是经济发展转型进而启动中国新一轮深度改革的关键所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重中之重。在现阶段，务必谨防市场缺陷和市场异化，务必谨防政府缺陷和政府异化，务必谨防“中国式新经济自由主义”“中国式新凯恩斯主义”和“中国式新重商主义”。
谁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就是依靠谁发展的战略性选择问题。经济发展应该从仅仅依赖国家和市场的“两轮驱动”，转变为依靠国家、市场、社会和文化的“四大主体驱动”，这是经济发展转型进而启动中国新一轮深度改革的关键所在。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重中之重。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斗了几百年。一个英国人约翰·穆勒在150多年前就阐述了包括市场缺陷论和国家缺陷论或者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内的“双缺陷（失灵）论”。在现阶段，务必谨防市场缺陷和市场异化，务必谨防政府缺陷和政府异化，务必谨防“中国式新经济自由主义”“中国式新凯恩斯主义”和“中国式新重商主义”。例如把带公共产品性质的医疗卫生事业和具备准公共产品特性的房地产行业推向市场；长期以来以外汇储备额和GDP量为衡量标准，推崇以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为标志的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务必让甚嚣尘上的市场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回归制度和法律的笼子，尤其要杜绝权贵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行程已经逼近到这样一个历史拐点：摒弃泛市场化或者纯市场化改革导向，转向涵盖非经济领域的多元化的综合改革，转向有选择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应程度不一地退出纯市场化改革）、有国家干预体系予以配套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且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改革。(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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