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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如何应对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

时间:2023-06-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逃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社会主义社会也一定会重蹈这一历史覆辙吗?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造就一种历史“合力”,即“软实力”“软国力”“软力量”或“软权力”,也就是“和谐力”。

历史的拐点:中国如何应对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有关于冲突的内容例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有关于和谐的内容,其中包括未来共产主义理论。

西方学者大都把马克思的和谐理论称为“人道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或“人本马克思主义”。他们十分关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和两大矛盾的“真正解决”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但是,他们人为地制造“早期马克思主义”与着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是不可取的。

我国当前正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处于人均GDP大约1000美元—3000美元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呈现二元化特征,即它既是经济的加快发展机遇期,又是各种矛盾凸显期和非和谐期。这已为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实。新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处于具有鲜明二元化特征的体制改革时期。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狂飙突进,凸显实践、创新和借鉴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制度大规模借鉴性移植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大转折时期;是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从保持比较优势(如低廉的劳动力资源)转向追求竞争优势,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必须解决不发达的经济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尤其是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

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必然要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以冲突取代和谐为代价吗?社会的发展一定要采取对立和不公平的形式吗?人均财富差异与人均财富增长、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公平与发展(效率)必然是一种倒“U”型曲线规律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逃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社会主义社会也一定会重蹈这一历史覆辙吗?

马克思关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新发展观及其对“李嘉图定律”的评论,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重要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和新发展模式,是涤荡“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的思想武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就是:

1.继续做好生产力发展这篇大文章。离开发展这个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没有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这种发展的品性是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创新发展模式,要实现单一经济建设政绩观向科学发展观、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到集约式的转变,GDP增长至上发展战略向可持续、可循环、两个和谐和跨越式发展或追赶战略的转变,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化发展道路。

2.思想和观念要解放。这种解放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反对教条主义。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考虑中国具体国情而全面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主张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国家干预软化和国际化,这是一些地方出现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权力寻租和窃取公共财产行为丛生、教育和卫生体系被破坏、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其二是与时俱进,思想不能僵化。对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这个大问题的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深入发展。要从正确认识“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入手,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www.xing528.com)

3.中国改革的路径不是牺牲劳动群体利益的“李嘉图推进”,也不必遵循承认人均财富差异与不平等存在的合法性并且否认公平的所谓倒“U”型曲线规律。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地方,在于党和政府应该对在改革过程和分配方式中吃了亏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直接地主动地支付改革成本,这也是促进社会走向和谐的和谐成本。支付和谐成本的重点要从支付生存成本调整为支付发展成本,并把制定和落实关于社会和谐成本的方针、政策、法规、体制和战略系统化。衡量我们工作是非得失、发展与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还要以是否有利于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准绳。中国正处在深层次矛盾凸显的改革攻坚阶段,处在从西方理论和制度的借鉴性移植转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拐点。我们必须斩关夺隘,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依附化、边缘化、权贵化,乃至全盘西化和全盘私营化现象。

4.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应该继承以社会机体发展规律和历史“合力”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社会发展观,构筑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造就一种历史“合力”,即“软实力”“软国力”“软力量”或“软权力”,也就是“和谐力”。它是一国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国际影响力、自主创新能力、感召力。和谐力包括意识形态信仰力、民族凝聚力、文化凝结力、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公正力,是决定人心得失向背进而趋向同心同德、同志同欲的巨大力量。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原载于《红旗文稿》2007年第2期)

【注释】

[1][美]E.K.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序言,颜鹏飞总译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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