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怪圈：西方国家的努力

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因而在某些观念、生产关系和具体政策上做了局部改变、调整和变革。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与非和谐的主要办法是发展生产力，全球化扩展，扩充中产阶级，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观。美国为此耗费了近一个世纪，日本用了半个多世纪，韩国用了大约1/4世纪，社会矛盾和非和谐情况才有所缓解。可是，上述做法在客观上又带来另外一种后果和发展趋势，即为资本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限制和桎梏，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对资本关系自身规定性及本质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辩证法。

其一，始于20世纪末期的经济全球化运动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它尚有容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空间和制度弹性，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在它尚能提供人们赖以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各种必需品、公共品、资本品以及社会赖以支撑、维系和运转的各种硬件或软件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经济全球化又使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有所拓展，并赢得了转嫁非和谐因素如经济危机的历史契机。但是，建立在价值和剥削之上的狭隘的资本关系必然不能容纳它召唤而来的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必然要摆脱束缚其身的资本关系的桎梏，并召唤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

其二，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长，比例超过蓝领劳动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在70年代又波及东亚地区。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由薪金雇员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所谓“白领”即“新中产阶级”，占经济活动人口比例大多超过蓝领劳动者。2001年，发达国家“新中产阶级”占经济活动人口比例分别是59.9%（美国）、52.2%（英国）、52.4%（德国）、45.3%（意大利）、44.3%（澳大利亚）。可见，除了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其他三个国家的白领工人人数都超过了蓝领工人。应该看到，这种橄榄状社会结构在加强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给资本关系的扩展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

其三，现代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滋生出的一种异己的否定因素。它与股份制度一样——后者把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把个人收入转化为社会收入并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也是一种“积极的扬弃”。无疑，这给资本关系的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束缚和限制，而传统的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法、劳动法等都难以望其项背。

其四，重视非政府组织和慈善事业。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市场和政府两股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平衡因素和制约力量。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志愿性质的、个性化的、竞争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有人把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称为“第三次分配”的主导力量。西方学者指出，市场是第一次分配，关注效率，所谓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政府是市场失灵的克星，并因其提供基础性的公共产品而属于第二次分配，关注公平、公正和平等的最大化；以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为主的社会力量志愿地和无偿地提供的个性化、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则属于第三次分配，其功能是补救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www.xing528.com)

其五，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缓解劳资矛盾。其中包括著名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是大多数针对蓝领工人的生存状态而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和限制，也是为资本关系扩展所设置的“蓝色壁垒”。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它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不仅在再生产过程中对员工的价值进行关注，还要强调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对社会的贡献。“社会责任”是发达国家的商业惯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全球一些行业、地区，乃至全球性的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标准和守则。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这样的守则已经超过400个。

其六，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观。新发展观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生态运动和绿党政治，科学生态学、人文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后现代主义、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而促成新发展论的产生，主要标志有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和佩鲁的《新发展论》，后者提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80—90年代，新发展论进一步具体化。联合国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六项原则，其中包括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与和谐性原则。对20世纪下半期各国发展状况进行反思和总结的1992年《里约热内卢宣言》和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宣言》，则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并更加具体化和政策化。与此同时，UNDP（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也设计出了包括“绿色GDP”核算体系在内的新的衡量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等。上述情况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态界限。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倡导和谐的思想取向、政治取向和政策取向，并已取得某些成效，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全跳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在2004年大选中，就提出一穷一富“两个美国”的理论。日本也没有完全从泡沫经济和“失去的十年”的阴影中走出来，其贫困率为15.3%，贫困人口达2000万，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中的“贫困国家”。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铸就了其必将永久徘徊于“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之中的历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