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中的和谐与冲突探析

美国犹他州大学E.K.亨特（E.K.Hunt）教授在2002年推出《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一书中，提出一个关于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主线问题：“经济思想史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该主题也是本书的中心——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和谐还是导致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中，两种观念都有进一步阐述。李嘉图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要么认为资本主义是根本和谐，要么认为是根本冲突。这一分歧决定了每一个经济学家如何选择其分析的范围、方法和内容。另一个经常争论的主题是有关资本主义是内在稳定还是内在不稳定的问题。关于经济理论中合理的价值判断问题也一直有不同的意见。”^[1]

所谓主线就是各个历史阶段反复出现的主题。因此，E.K.亨特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和谐与冲突理论是贯穿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一条主线。西方经济学界因此形成两大学派，即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而这种裂变，始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斯密—李嘉图—穆勒定律”（Smith-Ricardo-Mill Law）——我们简称为“李嘉图定律”——是和谐抑或冲突这两条理论路线分歧的一个起点或分水岭。斯密是这一定律的始作俑者，但是不断游离于两条对立的理论路线之间，一方面强调劳动价值论和阶级冲突，另一方面则强调效用价值论、社会和谐和“看不见的手”。然而在实际上，他建立了一个较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即在一个竞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自由市场会把所有利己主义的、赢利性的和唯利是图的行为纳入到一个和谐占主导的互惠互利的“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完成者大卫·李嘉图，也是这一定律的鼓吹者。他是生产力经济学家，把分配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大卫·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他公开承认资本主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生产方式，尽管它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工人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作为西方经济学第一次大综合完成者的约翰·穆勒，把李嘉图的上述观点作为一种“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纳入其折中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有所区别的是，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情绪，而李嘉图尤其是穆勒已经看到了分配制度的弊病，所以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看法是喜忧参半。在他们看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然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被称为绝对合理的必然规律。这就是“李嘉图定律”的实质。(www.xing528.com)

“李嘉图定律”是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路标。由此出发的和谐理论路线，历经巴斯夏经济和谐论—凯里利益调和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帕累托最大化原理—克拉克边际生产力分配论—马歇尔“四位一体”公式，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性和分配的公正性。而始于霍布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新新福利经济学、福利国家政策和后福利国家理论，是当前西方现代经济学和谐路线的终点。其中，帕累托最大化原理可以说是西方和谐理论路线的典型，也是对“李嘉图定律”的反动，因为它主张：一个人福利的增加、效用水平的提髙的同时不能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和效用水平受到损害；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的资源配置的变化就不是帕累托最优。由此而分道扬镳的另一条理论路线是为冲突做论证的。西方冲突理论的典型是“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是李嘉图定律的实质；而人均财富差异与人均财富增长、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公平与发展则遵循库兹涅茨所谓的倒“U”型曲线规律。激进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是这条理论路线的一条分支，它表现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后工业时期，这两条理论路线实际上有融合的趋势，其特征是往往用和谐理论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对抗。新自由主义学派是体现这一趋势的最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