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调整或转型

全球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社会结构调整和转型问题。尤其“新社会阶层”（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的崛起，宣告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传统“三分”结构的解体。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并掌握着10万亿元资本，贡献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主体，即社会经济结构呈纺锤形或橄榄状，是社会实现和谐与稳定的基础。但一个软弱的中产阶层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正确处理和协调新社会阶层这一新生的利益集团与传统社会阶层的关系，是考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体制张力、活力和和谐力的重要标志。

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哪一个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从社会发展模式的大视角上看，中国改革开放已到达向纵深化、系统化和全面化发展的一个战略转折点，从增量改革、循序渐进、单点突进，转向存量改革、全面推进和综合改革，即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和市场化改革转向旨在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和谐社会的多元化综合改革，从而减少不协调成本，力求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平衡。这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否则，就导致以污染环境、耗竭资源、忽视公平和影响稳定为代价的跛腿社会而不是和谐社会，就不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次帕累托改进”或给予社会补偿的“卡尔多推进”，而是以牺牲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李嘉图推进”。^[4]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地方，在于党和政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应该对在改革过程和分配方式中吃了亏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直接地主动地支付转轨成本、改革成本亦即和谐成本，并把制定和落实关于社会和谐成本的方针、政策、法规、体制和战略系统化。在中国发展正遭遇“李嘉图推进”和“不公平约束”的背景下，中国应该适时选择把以人为本、注重公平作为突破发展约束的新的动力源，引领中国新一轮改革创新。

（原载于《发展经济学研究》2012年第1期）

【注释】

[1]例如，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对世界191个成员国的卫生体系绩效做出评估，中国被列为144位。中国在事关社会的关怀程度和公民生命健康的公共医疗服务和资源的分配上，其公平性落到了全球第188位，即倒数第4位。(www.xing528.com)

[2]〔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周立群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284页。

[3]“富”先生是指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主旨是强调“富国裕民”、“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和以近代工厂制度为标志的社会化大生产。该书75处涉及中国，并把自给自足、中央集权、轻视对外贸易和不保护个人私有财产视为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因而对中国近代工业化（“振兴实业”）起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4]历史经验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遵循“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李嘉图定律”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而人均财富差异与人均财富增长、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公平（正义）与发展（效率）遵循库兹涅茨所谓的倒“U”型曲线规律，即人均财富差异和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规律。例如美国资本主义“镀金时代”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完成了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但社会动荡伴随其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GDP大约1000美元—3000美元的社会发展阶段，既是经济的加快发展机遇期，又是各种矛盾凸显期和非和谐期。西方国家和谐思潮以及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和非和谐的若干举措，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