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广义的创新型国家：改革路径的调整与转型

应该从西方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大规模移植、引进和模仿，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大转折阶段。

西方先进的理论和制度是值得借鉴的。近代全球化时期的西学东渐送来了“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其实还送来一位“富”先生（Wealth）^[3]，现代全球化时期的西学东扩送来“马”先生（Market）、“猴”先生（Human）和“驴”先生（Green）。但是，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借鉴、移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说及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成果，也要尊重理论移植和制度移植的原则和规律。制度是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制度规则及其支持或“配套”要素这两部分组成的一个系统。能否进行有效的制度移植，在于这两者整体的协调配合。因此不能忽视制度的系统性，尤其不能忽视隐性制度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此即中国国情，此即所谓“马头”不能安在“牛身”上的“严复悖论”，即单独移植西方的个别制度无济于事，而全方位地移植该制度赖以存在或配套的支持系统又是不可能的。说到底，这种外来制度规则与本国相应的“配套”要素之间的排斥反应，实质上是一国的基本制度（基础性制度安排）即制度环境与移植过来的新制度的矛盾或非相容性的表现。

大规模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是必要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在一定层面上取得了成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大国的科技进步问题，并且容易滋生技术依赖症。而核心技术、设计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战略性产业核心竞争力，高科技人才、工作团队及其创新能力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它们是藏身于全球化市场交换体系之外的。可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许多产业的发展实践基本上是按照下述思路走过来的：崇尚比较优势和木桶效应理论，按照市场给予中国的技术定位醉心于发挥比较优势，并不急于在技术上追求超越市场的进步，并且宣称要安心维持近20年打工经济地位；还以市场化改革为借口，反对政府使用国家产业政策来实现技术上的跨越式进步。据统计，2002年，欧洲、美国、日本三方专利中，美国占35.6%、欧盟占31.5%、日本占25.6%，中国仅占0.3%。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达到50%。可见，中国如果单纯依赖移植或亦步亦趋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是不能成为真正崛起的大国的，只能沦为“世界加工厂”“OEM（定点生产）大国”，或者扮演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品的附庸经济、打工经济、外包经济一类的“躯干型国家”角色。(www.xing528.com)

总之，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移植、启蒙、引进和模仿阶段。大规模的借鉴和移植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我们必须完成从启蒙型、模仿型移植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大跨越，从依附型经济转向自主创新经济，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世界工厂”“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实验室”，从躯干型国家走向大脑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并从西方经济理论范式、话语权和体制这种舶来品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创造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才有望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里所说的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