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市场导向的改革：具体思路调整或转型

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就是有选择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应程度不一地退出纯市场化改革）、有国家干预体系（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和中观层次区域协调）和法律制度予以配套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并且与旨在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和谐社会的多元化综合改革相匹配。

这种改革具体思路的调整或转型有助于克服诱发市场缺陷的“泛市场化”倾向，并且有助于克服导致政府缺陷的“泛行政化”倾向。

不可否认，对于传统体制的破坏和新体制的构建，大规模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扮演了“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语）的角色。但随着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制度能量的扩展，市场缺陷也在放大，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中国不能走完全市场化或泛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道路，而是要着力打造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模式。尤应审时度势，全面地准确地界定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和政府干预机制各自的边界和作用范围。市场和政府都要各得其所，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缺位”“错位”和“越位”，即很多应该由市场管的事情，政府在管，很多应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反而交市场去做。应该大力预防和纠正诱发市场缺陷的“泛市场化”以及导致政府缺陷的“泛行政化”倾向，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政府的调控、协调和公共服务职能。否则，就会产生市场发育不足和政府治理不足双交织的坏的市场经济，甚至转向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双凸显的权贵市场经济。最典型的莫过于煤矿、房地产、公路修建和医药业这四大市场。

其一，要破与“泛市场化”或“市场决定论”相关的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商品（例如房子）和要素（例如劳动、资本和土地）由市场定价，政府无权干预；是否靠供求机制定价而不是政府行政定价，是衡量市场化的第一重要标准。正确的观点是：应该采取两种手段即市场定价和行政定价相结合的办法，换而言之，其定价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多主体的手”的联手，真正做到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因此，应摒弃单一的市场化定价模式，启动行政性干预机制，寻找兼顾行政与市场机制本性、市场效率与社会效益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的混合定价模式和最佳价格区域。

错误观点之一：我国劳动者尤其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定价长期偏低是市场化的合理产物，不必忧天悯人。廉价劳动力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劳动力供大于求，这是西方市场经济学的ABC。而染上“魁奈因素”综合征（托夫勒语）的某些学者，刻意回避另一个西方市场经济学ABC，即西方工资的定价机制也不是单独诉诸“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化运作，而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谈判，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工会和行业协会、政府和议会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和干预等“看得见的多主体的手”的综合作用。西方工资黏性或刚性理论就是阐述这种因劳动后备军长期存在而导致的工资“低水平陷阱”或低价刚性问题及其解决对策的定价经济学。

发人深省的是，对于这种进城务工人员工资长期远远背离其所创造的价值的状况，许多学者乃至一些地方政府熟视无睹，以至于进城务工人员自身要通过“民工荒”的形式来抵制，甚至要惊动共和国总理通过替进城务工人员讨债来启动全国范围尤其各种特区和开发区的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合理化回归运动。

错误观点之二：房地产行业不能直接定价，否则有违市场化改革，甚至以商业机密为由讳言建房成本；即使是公共品和自然垄断这些经典的“市场失灵”，政府主导也往往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尽管房地产行业市场化改革推进中国房地产经济的繁荣，但是，其市场缺陷也日益膨胀并势必诱致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仅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住房领域的社会不公平问题。任由市场力量主导房地产行业的所谓“不干预”的中国香港模式的教训（中国香港房市价格高走并且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房地产商），以及政府房屋建设局提供微利房（占房屋总体供应量的80%）的新加坡模式的启迪，值得重视。

第二个误区：公共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也应该搞市场化改革。

一般而言，社会产品可划分为三大类，即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包括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等）和准公共产品（包括高等教育、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等社会公益事业）。其中私人产品市场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则不能通过市场有效提供，必须由政府通过税收和公共财政来提供；其供给和服务涉及住、行、信息对称、司法公正、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尤其医疗保险^[1]、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都属于广义的公共品范畴。(www.xing528.com)

实践证明：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弊端严重，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试验问题丛生，社会保障覆盖面有限，因此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重灾区，即“新三座大山”。毫无疑问，市场化改革并不适用于普通民众的基本医疗保障和普及教育的目的。后者正是以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为己任的政府大有作为的领域。

第三个误区：推崇“木桶效应”理论。

这是泛市场化改革思路的逻辑延伸：完全市场化—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木桶效应理论是市场配置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衍生品，是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批判的“价格（市场）神话”的新翻版^[2]。“用市场换技术”则是用中国式话语对这一理论的诠释。事实证明，核心技术是藏身于全球化市场交换体系之外的。并且，这种理念易滋生技术依赖症，从而使民族工业（如国产大飞机、国产轿车和国产核电设备产业）边缘化。应该用自主创新理论取代木桶效应理论。而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是目前可行的现实的理性选择。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制度是一国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政府是一国经济崛起的又一个必要条件。

其二，应该弄清楚哪些行业可以市场化，哪些行业不能市场化，哪些是处在市场和政府接合部的行业，哪些是要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扶持乃至需要运用国家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产业，以及如何确定其产品的性质（公共品还是非公共品）及其定价机制（究竟是市场机制、行政机制或数量机制还是混合机制定价）。

其三，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改革并未穷尽，尤其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据统计，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为54%，低于平均标准，美国则为82%，而产权自由度、金融自由和投资自由也仅为20%—30%。

其四，政府自身的治理严重滞后，政府还掌管大量本来应该交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并且还要正确处理具有发散型、开放型及风险型特征的市场改革与带有集中及凝聚型倾向的政府改革之间的关系。

因此，改革绝不是单维度的市场化、民营化和开放化。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行程，已经逼近到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从由数量建设为主转向侧重市场质量建设；从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转向有选择的、有国家干预体系予以配套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且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转向涵盖非经济领域的多元化的综合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