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依附型发展，构建开放自主经济体

科学发展的特征之四，就是克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制订和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道路和模式。杜绝病态的依附型增长（Independenceless）现象的办法，如上所述，就是大力推行科技创新，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这是从新的视角解决“怎样发展”，从而走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困境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学术界有些同志认为，在冷战时期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一大批南美国家及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等，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走的是依附美国（美国的市场、美国的安全保护）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所谓的“依附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依附模式，而且是世界上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依附发展”。^[29]中国在走“依附发展”道路这一结论，目前显然言过其实。因为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领域变化的综合性概念，若仅仅就经济层面而言，上述论断不无道理。我们有求于别人而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社会化生产管理经验，在初始阶段不可能讲对等的双赢，只能是依附性的“双赢”，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要尽快跨域这一阶段，否则，长此以往就会从商务领域的依附导致外交事务、政治事务等多方面的依附，因此，应该谨防依附型发展。

首先，这种依附型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亦即“全球化陷阱”“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陷阱”或者“拉美陷阱”。学术界和实业家过分沉溺于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影响，而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关注不够，乃至置若罔闻。马克思在150年前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总体的矛盾运动所导致的两种趋势（进步趋势和从属趋势）、两种过程（全球同质化、普遍化和异质化、特殊化）、两种影响（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种后果（建设性后果和破坏性后果）；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仍然是一把双刃剑，挑战与机遇并存，负面影响与正面影响并存，破坏性与建设性并存，是一种两难选择或者“狄更斯悖论”。^[30]迄今为止的当代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经济主导下的全球化，我们必须对其负面影响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西方的“单边开放主义”，对于向西方“一边倒”的思潮应该是一剂清醒药。

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单边开放主义”，往往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而要求别的国家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中国力图用市场交换和吸引外资及其先进技术，“全方位”地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并且以开放程度和吸引外资数量来评判开放的政绩与成果。尽管如此，中国现在却愈来愈难以打开他国的市场，价格低廉的法宝愈来愈不管用了，对外贸易经常遭遇他国的反倾销摩擦，西方“单边开放主义”动辄就给中国戴上“非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紧箍咒。(www.xing528.com)

其次，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推行出口导向的大国发展模式，它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依附型发展的倾向。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过分依赖外资、国外市场和贸易顺差。外贸依存度是衡量贸易风险的重要参考指标，在中国已由1978年的9.7%上升到2000年的30.6%，2005年猛增为63.8%（此为世贸组织数据，按当年汇率测算为62.9%），到2006年进一步增至66.9%。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所有8个工业发达国家和2个发展中大国。以2005年与外国比较，比美国21.2%、日本24.7%、澳大利亚33%、英国40.1%、西班牙41.3%、意大利43.3%、法国45.3%、俄罗斯48.5%、加拿大60.9%、德国62.7%和巴西24.7%、印度28.2%要高出1.1个（德国）至42.6个（美国）百分点。^[31]外资对国内市场的控制率是衡量一国产业风险的又一重要指标，国际通行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标准通常为20%，一般行业为30%，少数竞争性行业为50%。在华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已经从1993年的8.64%上升到2006年的31.55%，超过了20%的国际警戒线。中国能源供给的对外高依存度也不容忽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还是欧佩克之外最大的石油出口国，2006年我国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了47%^[32]，成为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此外，我国的外资依赖度（外资占私人固定投资的比例）在50%以上^[33]，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印度只有8%）；2004年，中国全年60%的出口和80%的贸易顺差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长期以来，我国每年平均9%的增长中，外资驱动部分占1/3弱（2.7%），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和新科技研究开发的贡献相对很小，消费结构畸形。^[34]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正日益形成一个依赖外资、外贸和外需以及制造业比重过大的结构。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稳健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中国只是市场供给意义上而非需求意义上的大国。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90年代未能使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从而酿成日本经济长达16年的萧条，其教训值得中国深思。

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全球经济的整合与统一化过程，有利于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对外贸易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宰了世界的经济发展，垄断了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权、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国际市场价格的确定权，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管理实力，把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国际经济秩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使之在分享全球化“红利”和世界产业技术链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和依附性的“双赢”状态。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战略调整期，主要由投资、出口、低端加工业及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其负面影响日渐凸显。很多结构性的长期矛盾与供求总量平衡的短期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倚赖变幻莫测的国外市场需求来拉动。其深层问题，也不能总是期待靠扩大外需来化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化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外部冲击。

总之，对于中国来说，对外开放的创新和深化、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创新以及发展战略的正确定位势在必行。它们向科学发展的转型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一要搞双边的开放主义，不能再一厢情愿地搞单边的开放主义。我们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保护国内市场尤其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解决好经济自主发展与依附型发展的矛盾。我国政府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在制定国际经济秩序的游戏规则以及应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谈判和对话中，争得话语权，维护和发展自己国家的长远利益。二要在提升出口竞争力、改善国内引资环境、启动“走出去”战略等方面，有意识地更新传统的对外开放观念，从过去依靠廉价手段实现的经济依附型发展模式的束缚中解放思想。三要保护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共同对付美国经济霸权主义的控制。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在倡导区域性经济协调、构筑区域性经济安全共同体、组建经济地区合作组织、通过国际合作抵御世界经济风险等方面，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大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四要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因时制宜地颁布和更新外资产业投资目录，认真落实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流向非环境污染、低能源消耗、高技术和优先发展的行业；同时为外资与内资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前者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对于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张扬政绩而自作主张地制定优惠政策，造成了破坏国家产业政策、挤垮民族资本等后果的行为，中央政府应当依法进行严肃的干预。五要完成出口导向型大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即从“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自主经济”的转变。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总体上是一种政策性开放。开放型自主经济则以内需为主。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开放型自主经济具有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的竞争优势，因而其运行能够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制度性开放。从坚持独立自主并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个结合点出发，我们迫切需要能够长期保持国内外经济平衡发展的对外开放取向、对外经贸战略和政策。目的旨在追求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又好又快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