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绿色型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科学发展的特征之三，就是旨在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型社会的绿色型发展。坚决杜绝经济增长的Futureless现象，即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危及子孙后代，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没有光明前途的经济增长类型。据环境问题专家估算，如果把环境的恶化考虑在内，中国GDP的实际增长要减少6个百分点。2003年中国空气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15%。中国环境污染每年导致GDP损失600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部分成果。^[23]推行绿色型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对我国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国情进行深刻反思后的一种理性选择。这是从人与自然这一视角解决“怎样发展”，从而走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困境的一个重大问题。

尽管西方学界有“绿色马克思”和“黑色马克思”（琼·罗宾逊语）之争，并且有三种生态文明理论派别或者绿色思潮之分，包括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和激进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各国媒体使用频率最多而争议甚少的名词之一。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价值论、理性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机械自然观，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以及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激进派把马克思绿化，推崇马克思生态—环境伦理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人称之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阶段”）或生态学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生态文明是中国“天人合一”古代哲学的现代话语，然而，语言的再版却是人类摒弃了农业文明时代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工业文明时代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产物。它是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一种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能够为社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保障。生态文明作为不可或缺的社会文明形态，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平起平坐，使人人享有生态民主、生态福利、生态公正、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

西欧大约200年的工业化进程（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修复，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靠消耗全球60%的能源和50%的矿产资源实现了工业化。并且，欧美大国的崛起倚重“内有外化、外财内移”（日本学者庚欣语）来转移和化解发展的代价和风险。21世纪全球其余85%的人口中将有相当一部分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中国13亿人口对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上生态环境的破坏，实在无法支撑按照西方工业化模式实现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兴起时，整个西欧人口不到1亿，西欧的人口现在也不过4亿左右。而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时的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人均资源的1/2，每一百美元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倍至几十倍，国土单位面积的污水负荷量为世界平均数的16.5倍，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的数倍，工人劳动效率是英国的1/30、美国的1/36、德国的1/45，每年使用的资源环境价值是GDP的数倍以上。^[24]中国水资源状况不容乐观，农业缺水大约300亿—400亿立方米，城市年缺水量约60亿立方米。工业由于缺水，每年损失2300亿元人民币，影响粮食生产300亿公斤；更有甚者，我国70%的江河污染严重，沙漠化面积扩大到300多万平方公里，部分矿产资源面临枯竭。在中国最大的出口制造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土地遭重金属污染十分严重。^[25]根据中国科学院1998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国在2030年人口停止增长以前，环境恶化的局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环境有所恢复则是2050年以后的事了。我们目前面临的生态困境难度，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西欧国家。因此，当今的中国必须进行全面的总体性调整和反省，包括价值观念、发展战略和利益格局。(www.xing528.com)

例如，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就很值得反思。汽车制造所用的原材料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汽车产业快速膨胀不仅威胁环境，而且威胁着汽车自身的发展。我国进口石油的1/2用于小汽车的消费，已经威胁到国家能源乃至经济的安全。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汽车已成为能源的主要消费者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26]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中国的能源状况、土地和道路状况有必要优先发展汽车产业尤其是小汽车吗？为什么不优先发展绿色公共交通、绿色汽车？为什么迟迟不开征燃油税和推出防治汽车排放污染物的法规？况且我们拱手让出的汽车市场并没有交换来汽车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中国汽车工业合资20年，至今没有开发出一款走向全世界的民族品牌，汽车技术仍然严重滞后，而邻国韩国坚持自主开发道路，用同样的时间就把韩国品牌的汽车推向了世界。

与此相关，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及土地资源、优良的基础设施和地方政府竞争性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全球投向发展中国家最高额的境外资本，成为世界制造业最大的加工工厂。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稀缺性资源、基础性资源、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资源被消耗殆尽，以至于中国成了世界原材料的最大进口国；很多被发达国家设置了较高门槛的污染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中国已经成为污染物排放大国和世界废物的抛弃场所。中国的经济是否呈现出过度工业化的特征，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包括钢铁产业^[27]）？如何走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不要从过度工业化转变为适度工业化？如何卓有成效地软化“过重”的产业结构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8]印度高适度工业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软件产业及信息技术带动的服务外包业，这些经验是否值得借鉴和推广？绿色GDP新核算体系为什么不能尽快地取代黑色GDP或GNP（人们戏称GNP为国民总污染即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或者垃圾“Garbage”、噪音“Noise”和污染“Pollution”）核算体系？如此等等，涉及的都是包括绿色型发展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国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