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公平和谐的小康社会

科学发展的特征之二，就是旨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型发展。全球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社会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问题。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哪一个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历史经验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是遵循“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的。“李嘉图定律”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与构成整个发展基础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而库兹涅茨所谓的倒“U”型曲线规律，即人均财富差异和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规律，则把这一定律模型化；^[13]可以说，中心—外围理论正是“李嘉图定律”在国际空间上的拓展和运用。它们反映出西方社会及其发展模式的制度性缺陷和内在的根本性矛盾。中国社会及其发展模式是发展的理念、原则、目标和机制诸方面的统一体。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它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还要有新的思路。它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可持续性”是其内在的发展原则。“全面”是其布局原则，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协调”是其运作机制和结合原则，在实践层面上体现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总之，科学发展观指引的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因此，在社会模式发展的绩效和成果的价值评判标准上，科学发展观注重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效率与公平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追求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而非科学的或反科学的发展，则是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Jobless），是改革开放成果不能成为社会共同分享的经济增长（Ruthless），是以牺牲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李嘉图推进”，会导致以忽视公平和影响稳定为代价的跛腿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地方，在于党和政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应该对在改革过程和分配方式中吃了亏的农民、民工、下岗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直接地、主动地支付和补偿转轨成本、改革成本亦即和谐成本。

在现阶段，我们尤应注重改善民生问题，着力解决社会公正，特别是三大收入分配差距或者三大利益失衡问题，亦即居民收入差距、中观层次的地区差距以及宏观层次的国家与居民收入差距，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和谐地发展。

三大利益失衡之一是微观层次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较为突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至2006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1.5%下滑到40.6%^[14]，与此对应的则是利润侵蚀工资，资本分配比重提高的现象。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的0.40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就横向比较而言，2007年中国正规部门制造业小时工资，为美国制造业小时工资的4.4%（目前美国劳动力的平均小时工资接近18美元，即使是最低工资标准也接近每小时6美元，而德国西部工人工资是平均每小时27.87欧元），是墨西哥（平均小时工资达到4美元）的32.6%，韩国的10.9%，新加坡的16.7%，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7.1%，台湾地区的21.6%。中国进城务工人员（非正规制造业部门的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绝大多数连1美元都达不到。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国工人的小时工资只有印度工人小时工资的60%至80%，美国制造业小时工资的2.3%，韩国的5.7%，新加坡的8.8%，墨西哥的17.2%，^[15]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9.0%，台湾地区的11.4%）

二是中观层次的地区差距。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城乡居民之间财产分布的差距，已远远超过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大规模的民工潮能不能使农民富裕起来？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及其政策建议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依靠进城打工能不能卓有成效地改变城乡收入差距？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韩国新乡村运动，日本发展农村的经验，值得借鉴与参考。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定不移地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很好思路。

三是宏观层次的国家与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国富民弱而不是国富民强。我们长期强调“国家利益本位”“集体利益本位”“国富”理念，强调“大河有水小河满”而不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强调“国家拥有”而不是“国民拥有”或“藏富于民”。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要求个人低消费和低工资、国家高积累，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例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发展生产。(www.xing528.com)

根据统计，从增量上来看，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世界排名升至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5.13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16]从存量上来看，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拥有76%的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等）。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与财政税收的5.1万亿元加在一起，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17]国富固然可以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国与民之间长期利益失衡带来的弊端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增强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国家消费（政府扩大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会产生对居民个人消费的“挤出效应”。再者，国家垄断大量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会产生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挤出效应”。

政府收入即税负重不重？政府支出多不多？这是衡量国富民弱还是国富民强的标志之一。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32.4%）和税收收入增长速度（33.7%）是GDP增长速度（11.4%）的近3倍。从1994年开始计算，这已是连续13年税收增长速度几乎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18]根据《福布斯》（Forbes）最新发布的税负痛苦与改革指数，中国在世界税负最重的国家中排第五，税负已经达到31%—32%，仅仅略低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平均税负仅为17.9%。我国的行政成本长期居高不下，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我国当前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还有500多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这意味着全国人口中，每二十多人就有一个属于财政供养。^[19]“三公”遏制不力，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加上公款出国，更是高达9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30%左右。^[20]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就是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存在着先关注生产、供给，继而转向分配、消费需求的变迁过程。在随后继起的发展阶段，生产问题或者分配问题轮流凸显，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要。英国学者马歇尔提出“四位一体”分配公式，是最早强调研究贫困问题和福利经济学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家。^[21]自1870年“边际革命”以来，鼓吹效率至上的古典功利主义在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领域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胜利。他们主张福利经济学应当只研究效率，而不是公平，认为经济效率才是最大福利的影响因素。西方现代分配经济学、规范经济学或者经济伦理学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跳出功利主义的狭窄框架，试图提出某种优于功利主义的替代理论。罗尔斯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理论，率先向200多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古典功利主义伦理理论发出挑战，由此引发了关于经济争议问题的当代争论，包括“公平分配正义”与“第一正义”理论、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权利持有正义论”、社群主义者的“多元社会正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生产正义论”，以及“新”功利主义的“经济效率正义论”，等等。

现阶段的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成为摆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面前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重大问题，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供参考借鉴。值得称道的收入分配和利益均衡的政策和建议出自1995年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宣言》。它明确指出，要在社会群体和国家之间公平和非歧视性地分配增长利益，使生活于贫穷中的人民扩大获得生产性资源的渠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倡导“社会分红”理论。他认为，国家理应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社会分红”在经济萧条时期能够起到扩大消费的作用，因而是一种“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澳门、东莞实际上也实施了发“大红包”的政策。近年来，俄罗斯员工的工资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高于本国GDP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还有，美国阿拉斯加州用石油收入建立“政府资源基金”，阿拉斯加州的每个居民每年都能从基金带来的利润中获得分红。我们也可以考虑通过立法让国民享受到国有资产带来的红利，而不仅限于在国有资产利润的国家再分配中对福利和公共设施的投入。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有针对性地扩大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弊端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职责，把公共产品和半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改革必然走向趋利化，违背公益事业的发展规律，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现阶段国民收入的分配出现了利益失衡的趋向，国民创造的大量财富通过利润和税收的形式转移到了生产要素所有者和各级政府手中，而没有向劳动者倾斜，“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的阴影正在中国游荡。中国必须走出束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困境，切实解决“为谁发展”“发展成果为谁拥有和享受”这一重大问题，否则就会走向两极分化，进而蜕化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22]。中国改革目前已经走到一个新的拐点，是走“三唯”（唯效率、唯GDP、唯市场）至上，仅仅兼顾公平的改革之路；还是走扭转利益失衡，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经济正义，使全体国民分享改革成果和利益的改革之路，通过科学发展共同走向和谐与小康社会？我们应该重新研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重新检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取向，倡导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而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再生产方式，落实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稳定的可持续增长的财产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