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创新型国家，提倡创新型发展

科学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旨在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创新型发展。“创新型国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着眼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后者则是涵盖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理论创新在内的综合性概念。必须谨防经济增长的Rootless（没有文化根基的经济增长）现象，摒弃那种病态的因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逐渐消失而丧失文化根基、丧失学术创新能力的经济增长类型。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大规模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方法是必要的；而“比较优势”“木桶效应”和“市场交换技术”等对外开放的战略或策略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下，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根据中国的国情，在比较优势上偏重于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参与国际分工，在早期阶段也是十分必要的。根据美国全球财经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中国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比重从1995年的5%，增加到2007年的14%，与日本并列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仅次于美国。^[7]

但是，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的报告所言，中国一直是一个以技术模仿为主的制造业大国，而不是以独立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特征的制造业强国。这里讲的创新是狭义的科学技术创新，其中包括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的再创新能力。中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必须完成从启蒙型、模仿型移植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大跨越，即转向自主创新经济，而不是依附型经济；转变为“世界工厂”“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实验室”，而不是“世界加工厂”或者“OEM（贴牌生产）大国”；转变为“大脑型国家”、创新型国家，而不是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品的附庸经济、打工经济、外包经济一类的“躯干型国家”。我们应该尽快完成这一大转变，把振兴民族创新精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创新型国家上升到涵盖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在内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具备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这是构建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基础。

应该看到，国内外流行的“木桶效应”理论实际上是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批判的“价格神话”或者“市场万能神话”的新翻版。“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或者“用市场换技术”，是用中国式话语对这一理论的诠释。实际上，这是新自由主义泛市场化改革思路的逻辑延伸：完全市场化—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拉美依附论学派尤其是其中激进经济学家早就警告过，这是曾经把拉美国家拖进依附型发展的“比较优势陷阱”；而在伊曼纽尔看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交换是形式上的等价交换而实际上的不等价交换。但是，八亿件衬衫与一架空客A380的交换，或者一架波音747飞机能换5000万件衬衫^[8]，却被一些学者称为“双赢”或者“发挥比较优势”的典型。另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我国纺织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3.9%，而其中2/3的企业平均利润只有0.62%。不仅是纺织行业，电子元器件、玩具、陶瓷、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境遇也类似。^[9]这种交换的代价无疑是中国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破坏，并最终将被发达国家锁定在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品的从属位置上。这只能是一种依附型的“双赢”。(www.xing528.com)

事实证明，不能单纯依赖市场化，用市场也交换不到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核心技术、设计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以及战略性产业核心竞争力，高科技人才、工作团队及其创新能力，都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它们是藏身于全球化市场交换体系之外的。^[10]单纯依赖市场化，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大国的科技进步问题，并且容易滋生技术依赖症。^[11]

由此可见，必须走出束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困境，切实解决“怎样发展”“依靠谁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中国如果单纯依赖移植或亦步亦趋地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就不能成为真正崛起的大国。而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是目前可行的、现实的理性选择。应该用竞争优势及自主创新理论取代比较优势和“木桶效应”理论。我们的开放引进战略应该从比较优势阶段转向竞争优势阶段或两者并存阶段，从偏重“木桶效应”和“市场交换技术”转向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即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以及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架构；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促进自主创新，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增强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尤其是研究开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开发的力度，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努力造就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实施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扩大对外投资，培育中国的骨干企业和跨国公司，使其具备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等等。

应该强调指出，就建构广义的创新型国家而言，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应该从对西方理论和制度的大规模移植、引进和模仿，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大转折阶段。众所周知，西方先进的理论和制度是值得借鉴的。19与20世纪之交，“西学东渐”的积极成果送来“德”（Democracy）先生和“赛”（Science）先生，还有“富”（Wealth）先生。这个世纪之交的“西学东扩”送来的是市场经济即“马”（Market）先生、人文精神即“猴”（Human）先生，以及以绿色发展为代表的新发展理论即“驴”（Green）先生。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借鉴、引进、移植和模仿的启蒙阶段。这种国际扩张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学术依附性有余，学术自主性、原创性或者“悟性”不足，“西学东渐”有余，“东学西渐”不足。这些都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应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原创性或原生态是可以分层次的——首先是最高层次是开拓意义上的创新，专指体系构筑力和思维方式的创新；其次是具有批判意义的创新，指对前人理论成果的推陈出新；最后是在传统意义上的创新，指对前人理论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丰富、深化和完善。如果第一层次乏善可陈，缺乏能够进入世界学术前沿创新第一方阵的世界大师级人物，缺乏学术自主创新能力和理论体系构建水平，提不出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经验的术语、范畴、话语、方法、分析框架、学术范式和理论体系，就很难融入“国际主流学术”而进行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和学术论战，就不能自立于世界创新型国家之林。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要摆脱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羁绊，从亦步亦趋的“东施效颦”中解放出来，不能总是在学术综述、理论借鉴和话语诠释中徘徊，应该不断总结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提炼研究课题，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开展具有中国形态的“术语革命”（马克思语）或“话语领导权”（福柯语）运动，在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中实现学术的自主性和原创性。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并“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12]，着力建构中国形态、中国气派或中国学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重铸“东学西渐”的辉煌篇章，为世界学术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