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论的三大阶段与可持续发展标准

现代新发展论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新发展理论的诞生时期，其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新理论的诞生有两大标志。一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即《人类环境宣言》），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七项原则。它们强调“可持续发展既是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能力的发展构成危害”^[3]。二是佩鲁的《新发展论》，强调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提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4]。

第二阶段是新发展论的深化时期。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20世纪90年代各国发展状况进行了反思和总结，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社会保护和社会资本”等一系列新理念和发展战略，呼吁摈弃Jobless、Ruthless、Voiceless、Rootless、Futureless一类违背“以人为本”，而“不带来好运”的经济发展观念，并在其各种会议、文件、报告中多次强调这种新颖的发展论，力求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发展。众多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发展观，不仅区分了发展和增长，而且区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他们鲜明地提出“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的主张，要“以人为中心”。这是“发展目标”或“发展重心”的转移，并把以人为中心的原则更加具体化。

这一阶段的标志是对20世纪下半期各国发展状况进行反思和总结的两大宣言，即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通过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宣言》，以及1995年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宣言》^[5]。宣言强调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并使之具体化和政策化，例如，它做出了任何国家在社会事业（如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安全环境）的投资至少占GDP30%的规定。宣言还赋予了社会保障以个人化和普遍的权利与原则，包括创造重返工作的刺激原则，健康保障的普遍权利，基本的退休金保障和家庭补贴；以及劳动力市场和提升机会均等相结合的原则，包括劳动力流动的普遍权利以及终身学习的普遍权利。详而言之，这些深化的新发展论提出了以下与时俱进的认识。

——应该一如既往地区分“发展”和“增长”，要重视发展，而增长是比较狭隘和单一的概念；要区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要重视“社会发展”，而“经济发展”是比较狭隘和单一的概念；在“社会发展”中，既要重视世界社会的发展，因为世界社会发展状况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增量的基本方面，同时又要重视人类福利、人类公平、人类尊严和人的发展。

——经济增长必须与公众参与和治理等问题结合起来，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保证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不是仅仅保证投资商和精英们的权利和利益。

——以往的发展政策往往忽视经济增长与提高生活质量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必须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挂钩。

——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强调消除贫困、减少失业和消费歧视，而各国十年来的发展表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在加剧，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社会发展要保证全体居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及就业安全，减少贫困，增加儿童福利和改善政府的社会政策。在社会发展中尤其要给农村发展以特别关注，发展政策要满足农村发展的基本需求，保证农民收入平等和持续增长，为乡村人口创造就业机会。(www.xing528.com)

——要关注所有的资本，包括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原则。其发展目标应该从物为本转到以人为本。发展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就是提高他们构建自己未来的能力。这通常需要提高人均收入，但它还涉及更多的内容。它涉及全体人民更平等地享有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更高水平的性别平等，更好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更清洁和可持续程度更高的自然环境，更公正的司法体系，更广泛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其发展内容从过去的关注人力资本转到关注综合资本。为了提高增长率，人们长期以来大多关注有形资本的积累，但其他的关键资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等也应当受到关注。这些资本对穷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时时关注分配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原则。发展分布要注意分配方面的问题，重视发展的质量带来了对增长进程中分配问题的重视。更平等地分配人力资本、土地和其他生产性资本，意味着更平等地分配收入机会，意味着强化人民利用技术优势和创造收入的能力。

——重视治理良好的机构框架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原则。发展动力从政府推动到社会治理。治理有方的机构建设是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做的一切工作的基础。政府机构的有效运转，法规框架，公民自由，以及确保法律规章和民众参与的制度的透明度、重任感，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都是重要的。

此外，在第二阶段还推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新公共服务型政府角色理论；而对GDP理论即西方国民收入核算及其规定的理论反思，产生了以“绿色GDP”为代表的新国民收入核算方法。第一个试图打破GDP情结的，是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设计出了许多新的衡量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其中包括“绿色GDP”核算体系、进步指数（GPI）、国内发展指数（MDP）等综合发展指标。

在世纪之交应运而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是现代新发展理论的新发展。首先，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以及中央领导集体着力推进科学发展的政策、思维向度和话语体系，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起点和直接来源。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作重要讲话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部署》的社论。社论告诫全党：“我们还应当清醒认识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复杂多变；我国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如果不抓紧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6]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三形态的学说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性来源。最后，中国传统的民本文化和道文化是科学发展观的本土性来源。而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新发展论，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一个补充性思想来源。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以大写的“人类”为本，贯穿了“四大统一”的精神——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人本主义发展观、生态发展观、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观与系统合力发展观的统一，物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统一，以及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统一。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素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在发展理论史上，为解决“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出了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