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产权理论与制度移植案例剖析

我们既重视理论和制度自身的创新，也重视外来理论和制度的移植。但是，一种经济理论尤其一种经济制度的跨国移植要慎之又慎。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也还需要政府和企业进行“宏观修正”“硬着陆”“软着陆”或“微调”，来抑制、预防和克服跨国移植诱发的“排异”反应或非兼容症。

例如，为什么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就是一种因西方产权制度设计或规则与中国本土支持系统和“配套”要素相异而产生的“排异”反应。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每年国有资产流失额从20世纪90年代起扩大到1500亿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大规模地一窝蜂移植西方股份制和MBO（管理层收购）制来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西方盛行的股份制度和MBO制所需要的支持条件和“配套”要素（暂且不论赖以滋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现代化大生产和一定的管理水平），至少包括独立的中介机构，发达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企业家或经理人市场，以及市场法律框架和市场诚信规范等。洛伊（Lowi，1985）曾经列举了与市场经济配套的9个要素和前提。^[6]中国社会和各地的企业是否基本具备了启动这种制度改革、制度移植所必需的初始性条件？反过来，凡是符合国情、符合各个地方各个企业实际情况并大体具备了初始性条件的单位，股份制改革又为什么不能搞呢？我们并不排斥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外围或保护层融合西方产权理论和制度的有用成分和合理因素。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尊重制度变迁和制度移植的规律，才能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非私有化导向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总之，既要大胆、积极和主动，同时又要慎之又慎、分类指导，防止一刀切。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9期）

【注释】

[1]格林沃尔德：《西方经济学百科全书》，纽约麦格鲁-希尔公司1982年版，第323页。

[2]威廉·鲍莫尔、肯尼斯·布兰査德：《经济学》（第7版），纽约德里顿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www.xing528.com)

[3]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纽约麦格鲁-希尔公司1998年版，第23页。

[4]西方学者的共识是，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Social Rules of Game），一种具有整体性特征的“规则集合”和“规则系统”；制度系统由规则（内部制度）及其执行（外部制度）两部分组成；或由正式规则（法律、宪法、规则）、非正式规则（习惯、道德、行为准则）及其实施效果构成；或由显性制度（政治、经济或法律制度构架）和隐性制度（文化、习俗、伦理、道德、宗教、惯例或潜规则）两部分组成；也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即“非正式约束”（习俗、道德、文化等）软件或“（潜）规则约束”，以及和正式的制度安排即“正式约束”（法律、规则、产权等）硬件的总和，而制度和组织的互动形成了经济中的制度演进过程。

[5]严复以牛如何追赶马为例来说明：牛看见马比自己跑得快，以为症结在于马蹄而将其移植到牛腿上。可是牛仍然跑不快，先后置换马的骨骼、肌肉和血液都无济于事。结论是牛必须变成马，否则牛永远追赶不上马。严复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著名的“严复悖论”：单独移植西方的某些制度无济于事，而全方位地移植该制度赖以存在或配套的支持系统，又是不可能的。

[6]洛伊（Lowi，1985）曾经列举了与市场经济配套的9个要素和前提：法律和秩序，稳定的货币，财产法和财产权，合同法，支配交换的法律，公共领域转到私人手中的法规，公共物品的提供，人力资本（劳动）的提供与控制，分担风险。何况，从制度供给、制度创新、制度安排和制度移植成本的角度来分析，至少包括：①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②清除旧制度的费用；③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④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⑤实施成本；⑥随机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