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手稿研究的新进展

世纪之交的世界性危机所催生的第四次“马克思热”或“回到马克思”运动，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和出齐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即新MegaⅡ的出版，在国外形成了依据考证版“重新解读”“重新评论”的新MegaⅡ手稿热。

记　者：世纪之交的世界性危机所催生的第四次“马克思热”或“回到马克思”运动，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和出齐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即新MegaⅡ的出版，在国外形成了依据考证版“重新解读”“重新评论”的新MegaⅡ手稿热。经典的魅力在于促使人们“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从中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生长点。在此背景下，《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再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您主持的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2011年）有哪些新进展？

颜鹏飞：顾名思义，这里讲的“再研究”，就比较视角而言是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往研究的超越和深化；就文本学视角而言，是拓宽和夯实赖以研究的文献或者文本基础；就研究领域视角而言，不能局限于经济学研究而应该延伸到其他学科领域；就研究方法视角而言，我们主张传统经典著作与历史考证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张“四个分清”的研究方法；就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这一视角而言，应该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结合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资本论》及其手稿博大精深，我们主要关注马克思方法论的再研究。其中蕴藏的方法论瑰宝，首推马克思“新世界观”“新历史观”或“自然观”，其中包括总体方法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是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并列的马克思的第三大伟大“发现”：“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恩格斯，1859年）

总体方法论也被称为“总体性”原则、“整体性”研究方法或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马克思首次科学地区分了作为客体的“具体总体”或者“生产总体”，亦即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作为主体并且再现于人的思维之中的“思想总体”。后者对前者的再现是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规律、理论的建构，并最终赋予经济学逻辑结构体系的形式，是一个具有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正确处理主体和客体、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历史和逻辑之相互关系，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的一门学问。它是超越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正、反、合”命题以及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一场方法论革命。其主要的规定性还有以下几点：①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②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三是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③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④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⑤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⑥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⑦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关于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辩证法运动的经济学逻辑体系。

这一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51—1857年是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形成阶段。被马克思评价为“为重要的社会关系观做了第一次科学表述”的《资本论》第1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为《大纲》）是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的产物。其中的《导论》篇及其“经济学提纲”（8条）、“五篇结构”逻辑体系、“六册结构计划”和《资本论》四卷结构及其凸显的“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逻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而作为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基石，就是集“从属”型与“创造”型或者继承性与更替性于一体的“总体”发展观。马克思还强调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反映“生产力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运动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的“导言”中，从创造型发展观亦即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性这一视角，粗线条地勾勒了以“表述自己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框架，全景式阐释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并且提出两个“决不会”的经典论断。马克思还批判了建构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中的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趋向。这是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的确立阶段。

19世纪下半期是马克思、恩格斯总体方法论的进一步完善阶段。促使总体走向成熟期的原动力来自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经济因素仅仅是其中的主导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因素，从而把总体发展观和方法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解读存在着两方面问题：一是将其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卢森贝模式，即分门别类地归结为科学抽象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三大方法，而忽视作为一个整体的总体方法论及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二是把倡导总体发展观的《资本论》第1稿与推出创新型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观的《资本论》“初篇”人为地对立起来，抑此而扬彼，形而上学地割裂了集“从属”型和“创造”型于一体的辩证的“总体”发展观，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仅仅局限于“创造”型发展观，从而忽视了“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从属”型发展观。

记　者：您以前曾撰文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导言》结尾，提出“经济学提纲”（8条），其理论内涵、学术地位和实际价值不亚于马克思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请具体说明。

颜鹏飞：这两个天才的提纲，其差别仅仅在于以“实践”为标志的1845年哲学提纲彰显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创性成果，而以“总体”为标志的1858年“经济学提纲”及其《导言》篇揭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和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精髓。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之所在，可能成为新的理论生长点。

其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就是凸显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学体系的核心结构和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凸显“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逻辑运动，由此规定了政治经济学考察对象、宗旨以及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任务。

其二，区分了原生的生产关系和“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前者是位于抽象层次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后者正是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或发展形式。马克思在这里绽露了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思想萌芽，实际上是第一个以社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把经济体制视为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并将其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的理论和实践，在这里初显端倪。

其三，马克思在提纲中还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和“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等任务。生产关系的发展形式其中包括产权形式，以及生产关系如何与生产力、生产的国际关系（涉及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乃至与国家形式、意识形态的协调发展，是一个远远没有穷尽的宏大的大课题和大文章。

西方学者虽然对《大纲》及其《导言》做了很高的评价，例如，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注意到了《大纲》的完整性，它的很多内容在《资本论》中或者没有展开或者没有提及，从而为《资本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框架。但是，他们没有深刻地探讨“经济学提纲”（8条）的精髓。

如何构建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为主线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亦即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逻辑运动，这是重中之重。生产关系不可能直接与现实生产力发生作用，横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中介范畴理论是总体方法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理论。把散见于《资本论》手稿各处的中介范畴理论综而观之，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总体的生成和演绎是依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诸种概念、范畴和要素的自我运动，实质上是一系列中介范畴、中间环节之间的中介运动。我把它归结为生产关系—中介范畴—生产力理论，它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基于中介范畴和中介环节的亦此亦彼性质，即具有既有生产力属性又有生产关系属性的亲和力，由此而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沟通管道，扮演了旨在推进生产力发展、诱致生产关系革命、变革或完善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达到最佳结合的突破口这一重要角色。选择何种能够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中介范畴和突破口？必须审时度势，依据所处时代条件、具体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而定。马克思所说的“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机制以及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发展方式、管理方式、分工、产权、股份制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程度上扮演过中介范畴和中介环节的角色。至于生产力有哪些特定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以及以哪一种形式与生产关系的特定的形式对接，则是另一篇大文章的内容。

选择何种能够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中介范畴和突破口？这是一种战略性思考和顶层设计。中国的实践表明：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1949—1977年）、市场经济体制（1978—2008年）扮演了这一类性质的中介范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说，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突破口是推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制度，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代之以市场经济体制，那么，现阶段终于选定的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发展理念的变革、发展模式的转型、发展路径的创新，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变发展方式像改革开放一样，是关系我国发展命运的战略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新的革命性转型，是今后数十年贯穿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突破口。

记　者：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就是“表述自己的”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如何理解？

颜鹏飞：自己的文化传承和民族特色的，并且从属型发展观与创造型发展观相统一、兼容并蓄与推陈出新并举、本土化与国际化以及大众化话语与学理型术语并行不悖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www.xing528.com)

话语权和学术话语权是软实力的要素之一，就是控制舆论从而影响社会行为和社会发展的能力。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大本营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一版又一版的《经济学》教材，主导了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

我们可以说，创新文化匮乏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拥有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民族才是能赢得世界尊敬的民族。马克思强调，他的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和《资本论》四卷结构体系是德国民族的骄傲。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术语革命”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1886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政治经济学术语或者学术话语包括经济概念、经济范畴以及经济规律，一般都具有两重性。换言之，它们可以归结为由生产力的一定水平决定的物质内容（马克思称之为“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和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社会形式（马克思称之为“经济范畴的历史痕迹”）的统一体。所以，《资本论》在三种意义上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范畴、规律和学术话语：一是原封不动地沿袭和继承；二是基于从属型发展观视角，剔除其“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着重于翻新改造、推陈出新和在新的语境下的“嫁接”；三是基于创造型发展观视角，推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和新规律，但是这一部分屈指可数，所占比重非常少。

这里讲的创造型发展观视角就是“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创建具有中国元素以及以本土化的“表述自己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里讲的从属型发展观视角就是“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着重于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兼容并蓄，通过对他种事物的吸纳、兼容、继承、扬弃或移植，为我所用。

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我们并不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外围（保护层）融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成分和合理因素，有批判地借鉴或者有条件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一是谨防把从属型发展绝对化而把创造型发展边缘化的取向。例如，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体系和政策主张而不断重复演绎“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故事，这无疑是现代版的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以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为代表）之间，不能搞折中主义的“综合”，应该是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亦即使后者从属于前者，纳入中国经济学体系之中。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术语革命或者话语革命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从属型含义，即对老话语的改造或者推陈出新；一是创造型含义，即提出新的话语。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在某种程度上患上了“失语病症”即“学术失语”和“集体失语症”，以至于在经济学许多领域甚至在实业界和部分主流媒体言必称西方经济学，“影子主义”和“影子模式”（例如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重商主义）很有市场，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弱化和西方经济学强势化现象。而中国本土仍具文化活力与生命力的学术话语、语言、资源、概念、范畴、表述、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等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与抛弃，民族学术正逐渐被西方学术或者普世价值所侵蚀甚至取代，最终很有可能引致软实力匮乏、文化安全和颜色革命。因此，谨防和批判“中国式新经济自由主义”“中国式新凯恩斯主义”和“中国式新重商主义”，开展中国经济学的“术语革命”，构建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民族性、开放性和大众性的话语语汇、知识概念和话语规则及其学术话语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重构学术话语体系的方式再建民族主体性。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界义不容辞的历史性任务。

记　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保持理论自信、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为的信念从哪里来？

颜鹏飞：我们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树立“三自”信念。其一，较之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资本论》及其手稿提供了科学的新发展观和方法论，即怎样认识和改造社会经济形态，如何建构反映其现实运动的逻辑体系。被封为经济学“圣经”的《资本论》，在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后再次成为西方国家的畅销书。马克思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受到人们的青睐，华里西·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极力强调马克思经济思想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哲学、社会学思想史等各种领域、流派和思潮的领军人物，不得不承认马克思这位思想巨人的历史地位、贡献和重大影响：把马克思列入与亚当·斯密、梅纳德·凯恩斯齐名的世界最伟大的三个经济学家行列；如同柏拉图改变哲学思想的景观、弗洛伊德改变心理学的走向而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像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变革了物理学一样，他是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如同约翰·穆勒（John Mill）、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样的经济学方法论大师。

另一方面，这一场全球性危机也使西方经济学整个体系陷入了极其尴尬的窘境和危机之中。英国“伊丽莎白二世之问”发人深省。她在2008年11月视察伦敦经济学院的质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经济危机？英国经济学界对女王的公开致歉信承认：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前沿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

其二，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助于占据理论制高点，控制学术话语权，从而达到自信、自觉和自为的学术境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重点教材课题组的首席专家之一，我对此深有体会。一般而言，教科书是某一学科趋于成熟和体系化的标志。我们不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客观的全面而系统的介绍，而且每章有专节予以科学的辩证的评析。这是我们编纂的《西方经济学》重点教材的一个重要特色。尽管西方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不少缺陷，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关于现代化大生产、市场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机制、政府宏观调控和企业管理的规律；同时，它也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阶级利益、制度属性和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厘清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和无益成分，意识形态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进而还要从有益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中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以移植、借鉴和吸收的合理因素。全盘否定、一味排斥西方经济学是不可取的，盲目崇拜、全盘照收也是不可取的。

从世界文明史这一大视域来看，“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是东西方文明互相交流的带规律性的现象。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各国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补充、碰撞和融合的结果。东学西渐曾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首次创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完整而独特的理论体系的重农学派以及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都深受中国这个“理性王国”的影响。自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蔚然成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不仅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有“富先生”。严复以《原富》为名，在1902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梁启超在翌年翻译出版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20世纪下半期的改革开放，又引进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大量西方经济学论著。我们有这个理论自信、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迎接第二次“东学西渐”热。

记　者：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有什么特征？

颜鹏飞：中华民族是一个倡导“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尊新必威、守旧必亡”和“经世济民”的民族。进入转型阶段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应该是民生本位的经济学话语体系。秦汉以来一直把经济学视为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学，充分体现其厚生、惠民的人文主义、人本本位和主体本位思想。我们应该与所谓与西方经济学“接轨”“被别人表述”渐行渐远，不断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和鲜活话语，敢于面对和解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内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对外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占据理论前沿和学术话语制高点，从而达到自信、自觉和自为的学术境界，笑傲于世界学术之林。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的特征，明显区别于丧失道德制高点的西方“经济人本位”的话语体系，区别于以物本本位和利润取向为标志的西方市场本位的话语体系。

西方经济学的有识之士也在进行深刻反思，出现了经济学向伦理学的回归。经济学原本就是道德哲学的分支之一，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和《国富论》是不可分离的姐妹篇，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和道德人是可以统一的。他们还进一步回归到开创经济伦理思想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要把经济学再度关进伦理道德的笼子里，让伦理话语权重新回归政治经济学。

一个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的具有自己话语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基础性逻辑层次，从抽象层次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以及在继起的更高层次上涵盖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第二，宏观层次，涉及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环节及其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第三，微观层次，涉及微观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第四，侧重现象层次和具体层面，具有综合化、政策化和宽泛化特征的中国模式理论，涉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等。第一层次决定中国经济学及其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而二、三、四层次的运行和发展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的具体反映，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关的，并且在第四层次的中国经济模式得到最为具体的综合反映。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7期。副标题：访武汉大学教授颜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