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即“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提出了以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为主线的新发展观，提出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原创性的学术话语，阐释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两个决不会”的经典论断。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而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社会发展“合力”理论，则是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重要补充。学术界大多把马克思这段论述视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核心内容乃至唯一的经典表述。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资本论》及其手稿文本学和马克思“总体”发展观的视域来看，尤有再研究再认识的必要。
第一，不能忽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所阐述的总体发展观。马克思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2]这一表述揭示了作为“总体”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和特征，既阐明了社会经济形态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总体”）发展的过程，又推出了创新性（历史更替性、创造性）和从属性（历史继承性、开放性）相结合的发展规律。
思想界一度出现扬此抑彼、把总体发展观束之高阁的现象，在马克思话语体系中占据了“硬核”地位的“总体”范畴遭到了冷落。这一范畴可以区分为客体的“具体总体”“生产总体”亦即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形态或者“有机体制”，以及作为主体并且再现于人的思维之中的“思想总体”。后者是一个具有诸多规定和关系并最终赋予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形式的总体，从而凸显了“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这一经典名言（黑格尔，1807年）。为什么大力彰显和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从这里可以找到答案和理论渊源。
我们要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应把上述两段经典表述以及散见于多处的相关论述综合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表述侧重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性和创造性，这与既定时代以及无产阶级政党赋予马克思的历史使命——为工人阶级锻造批判和推翻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理论利器——是分不开的；而关于总体发展观的经典表述着眼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特征，揭示了从属型发展与创新性发展的统一，历史继承性、开放性与历史更替性、创造性的统一。以改革与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新发展观在中国的现代版话语体系，因为改革的灵魂就是通过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和创造，“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开放的精髓就是融入经济全球化，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
第二，揭示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多元化，是社会经济形态运动规律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包括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发生形态”即五形态说、三形态说（其中包括商品经济形态不可逾越性的论断），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各国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其中包括“卡夫丁峡谷”跨越论、全球化唯物史观、世界市场联系论）。五形态说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后人视为正统的社会经济形态主流理论。三形态说以及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曾一度遭到冷遇和误解。必须破除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运动规律的教条式理解，承认发展的多样性、跨越性与统一性。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了新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生产领域一般体现为经济危机形式及其各种变种；在分配领域则被“李嘉图定律”所支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是生产力经济学家，他把分配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公开承认资本主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生产方式，但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卷中对“李嘉图定律”做了深度剖析，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面”即其分配形式与生产力的根本性矛盾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做了新的诠释。这一点在学术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经典论断，科学地预测了资本主义形态在一定限度内自我调整、自我变革与“自行扬弃”“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的能力。当代资本主义由此而产生的新变化，以及稀释和缓解经济危机和“李嘉图定律”的举措，主要包括：①通过全球化，享受生产力红利或全球化红利；②关注和扩充软实力和巧实力；③扩充中产阶级（这种橄榄状社会结构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④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⑤重视民间非营利的NGO（非政府组织），这是过去20年全球性“结社革命”运动的产物，旨在弥补市场或政府失灵的所谓“第三次分配”或“第三种力量”；⑥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观（这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展的生态界限）；⑦西方国家尤其北欧的混合经济体制、“第三条道路”思潮、公营企业或国有化浪潮，以及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原教旨或古典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调整、扬弃和否定；⑧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www.xing528.com)
这些举措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一定限度的自我调整和变革的制度弹性，而在客观上又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限制和桎梏。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的辩证法。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3年7月5日。副标题：《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第二作者为刘会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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