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三大新变化根源

第一是时代根源。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历史大转折时期，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程度不一地进入变革或调整阶段。第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推动力。由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定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功能，以及交替使用“看得见的手”（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到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和“看不见的手”（从重商主义中经穆勒的适度干预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并且，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它们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例如，随着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生产关系从萌芽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股份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已发展到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并存，资本的国家所有制、资本的个人所有制与资本的股份所有制并存。米歇尔·阿尔贝尔（M.Albert）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791年以后的资本主义是“反对国家的资本主义阶段”；1891年以后的资本主义是“国家规范的资本主义阶段”；1991年后的资本主义是“取代了国家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格局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迫使资本关系采取社会化形式的结果。由此，关于资本主义的新名词也随之而层出不穷，诸如“晚期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慈善资本主义”“更具人道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金融帝国”“后工业社会”“业主资本主义”“经营者资本主义”“华尔街资本主义”“投资商资本主义”“利益共享资本主义”“法人资本主义”“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调整的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化社会”“电子技术社会”“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不一而足。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资本主义形式有限改变”理论值得关注。他认为：“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我们现有的、受到破坏的体系不会被完全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尽管这是马克思所希望的。我们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很可能不会让斯密或他现在的弟子感到满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将比人们欢迎的要高。有人猜测，对于我们的新型资本主义，熊彼得和凯恩斯会感觉较为熟悉。在这个体系中，市场的动物性将受到国内和国际动物园管理者的严密关注，但不会扼杀自由企业原则。资本主义的形式会有所改变，但不会消失。资本主义有严重的缺点，但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会发现，其他制度更糟糕。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的。”^[4]

第二个根源是经济危机亦即经济根源或物质根源。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尤其当今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其迫于本身生存进行调整和改革的推动力。2008年开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风暴表明，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变革和调整时期。奥巴马（Barack Obama）发表以美国的变革（The Change We Need）为主题的总统竞选获胜演说，多次呼吁和强调美国应该变化，改变已经降临美国。这为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又一个新的转折时代的论断，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日本《中央公论》月刊撰文指出，全球转向“衰退时代”和“阴郁时代”。号称美国“股神”的沃伦·巴菲特公开承认，美国面临严重“阵痛”。美国金融大亨绍罗兴宣称，这场危机宣告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破产。联合国专家顾问马千里认为，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冲击最大，西方可能面临着发展模式的巨大转型和反思，甚至有人在高呼“资本主义的终结”。西方媒体认为全球已经进入“新的脆弱时代”（New Age of Fragility），甚至还热炒“世界进入意识形态新时代”。《全球亦将失去十年？》的作者认为，世界进入了“滞胀时代”或“后泡沫经济时代”。在作者看来，全球政策制定者们似乎并没有理解当前经济危机的实质。现在已经到了20年泡沫期的终结时刻，以资产为基础的经济形态的终结时刻，也是IT革命和全球化产生的生产力红利（Productivity Dividends）的终结时刻。

金融危机当作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已被大多数西方学者所接受。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神原英资教授还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的改变，做了新的理论概括。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使得资本主义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转变为凯恩斯的“修正资本主义”；90年代，美国创建了“以市场为中心和以金融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回到近乎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今后将摸索实行政府部门在不抹杀市场职能的前提下进行干预的“修正市场主义”。(www.xing528.com)

第三个根源是各国工人阶级运动和世界范围的非资本主义力量的压力。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的内在推动力是时代主题、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因此，世界各国自“二战”以后，尤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降，凸显出合作、和平、发展以及变革、调整和转型的时代特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在世界范围的非资本主义力量和本国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并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而力图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的阴影和陷阱，因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这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变革性的论断：“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以及“两个决不会”的新发展观：“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这就是说，尽管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的本性（“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6]）没有因此而改变，但是，调整和变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能无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应该充分估计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行程内，自我调整、自我变革的能力，以及在这一历史行程中“自行扬弃”“消极扬弃”“积极扬弃”，从而逐渐孕育而出的否定因素和“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即“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而较之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正是“资本的文明面之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