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历史与实践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中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是谁创造的？它们无疑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成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产物。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每一个重大成果，是全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和实践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

这里不仅仅归功于众所公认的党的领导人物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卓越的理论贡献，也包含着党的领导集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子恢、李先念等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也包括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张闻天、李达等所做出的贡献。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20]。“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21]而刘少奇在1941年就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归功于党的领袖人物及其党的领导集体的贡献，而且也包含着全党理论工作者以及专业的或者职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做的创造性努力。其中，既包括出生于20世纪初期，大都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时期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薛暮桥、许涤新、孙冶方、顾准和卓炯，以及马寅初、沈志远、王学文、狄超白、管大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者。同时也包括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刘国光、吴敬琏，以及厉以宁、董辅礽、苏星、林子力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者。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工作者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于生产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次大讨论，都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时代孕育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态，同时也是这一形态所具有的新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而“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更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里发展起来的……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23]。这是马克思的创造性发展观和从属性发展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有机体制”（列宁更多地使用“社会机体”亦即社会经济形态）及其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正是从低级向高级（“总体”）发展的过程，既体现历史继承性和开放性的“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的从属型发展过程，又体现历史更替性和创造性的“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创造型发展过程，从而是这两大过程相辅相成的辩证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这是广义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新发展观。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运而生，还有三大来源，即国内外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的经验和思想材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赖以产生的实践性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是这一理论产生的基础性来源，而毛泽东思想又是其直接性来源和实践起点；国外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和合理因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经济理论体系的补充性来源。如何把握这三大来源的相互关系？遵循创造型和从属型相结合的广义唯物主义发展观，基础性来源强调本源性、始基性，源远才能流长；补充性来源则是非本源性的，带有兼容性和从属性，“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一切文明成果；而实践性来源，则是着眼于开拓性和创新性的实践之源，“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正是这样不断发展壮大的。

一言以蔽之，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树立坚如磐石般的理论信念，应该占据理论制高点，控制学术话语权，从而达到自信、自觉和自为的境界。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文摘》2009年第8期。原标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中国改革发展研究丛书》序；有所增删）

【注释】

[1]马克思不止一次流露出撰写关于辩证法问题的哲学专著的想法。他早在1868年5月9日写给约·狄慈根的信函中就指出，“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60、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6]客体与主体、存在与思维、天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第一层次的关系是回答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世界还是物质世界？由此而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第二层次的关系是回答思维与存在是否有同一性？由此划分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两大学派。再一层次的关系涉及关于“主客两分”（subject-object dichotomy）关系、主体性（subjectivity）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以及主体（subject）或主体性是否死亡之辩。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系统阐述人的主体性原则的第一人。段德智的《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对此做了开拓性的诠释和解读。在他看来，“主体生成论”与“主体死亡论”之争是客体与主体、存在与思维关系之争的继续。他力图把现当代人学理解成一个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生成过程，从而构建一个崭新的关于主体生成的理论体系。张世英的“新哲学”则认为，西方哲学史是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观，经两者分离对立观，逐步走向两者对立统一观（主体性原则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导原则），甚或否定主客两分（甚至提出“主体死亡”的口号）观的发展史。西方传统哲学是主客两分的哲学，强调发现人尊重人就是发现主体、尊重主体，发现自然尊重自然和自然知识就是发现客体、尊重客体，但长期使主客彼此外在、彼此限制而无法达到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高级阶段是其弊病；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一、主客合一的哲学，但是，由于缺乏一个主客两分的中介过程而往往导致忽视多样性、个别性，忽视自然、自然科学，忽视纯理论知识、认识论和方法论以至于压制人欲和个性以及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中西方哲学应该互补。（详见其《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0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0页。(www.xing528.com)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2页。

[1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4页；《列宁全集》第47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页。

[1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1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

[16]学术界有的同志提出“九点”论。指出：中国特色经济学经济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其基本范畴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其逻辑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围绕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基本范畴和基本线索，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的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它们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除了以上九个方面最基本的内容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政府职能和政府调节的理论等也都很重要。

[17]邓小平还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当然，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见，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18]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19]《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20]李大钊：《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转引自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21]恽代英：《民治运动》，《东方杂志》第11卷第18号。

[2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