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恩格斯曾经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8]这一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经创立就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新课题的提出和新材料的出现而不断变化。

这种变化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开始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典型，但那时，马克思已经开始关注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而到了晚年，马克思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俄国及欧洲以外的广大的亚非国家的公社制度及其瓦解过程，思考“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9]问题。他的这一思考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殖民地问题、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晚年转向了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并从这一研究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10]恩格斯的这一结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这就是结合当代人类学提供的新材料，思考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问题。这一方向成为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和十月革命的成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问题，也提供了新材料。从这时开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两个向度上发展起来：其一，通过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现象，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其二，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及有关理论问题；创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在这一时期，那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如罗莎·卢森堡、列宁、布哈林等，几乎都在这两个向度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中国人在这个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自然地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作为自己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上，也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自己的主题。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了多层面、多向度的研究：有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专题研究，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研究，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等等。在这些研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也是富有创新性的，还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而一定时代和历史阶段上的理论体系是关于一种学说的概念、范畴、规律和理论的集成、总和、系统或有机统一的整体。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看重理论“结构”或者逻辑“体系”，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并且阐述了这一体系的时代性、历史性和严整性：“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1]同时，也验证了一句名言：“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12]

其次，尤应倡导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和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乔治·卢卡奇（Ceorg Lukacs）等人推崇“总体性”“总体范畴”及其“至高无上性”原则，指出：总体范畴是辩证法的支柱，“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3]

马克思总体方法论和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的实质，就是“思想总体”如何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逻辑地再现社会经济形态总体的一门学问。一言以蔽之，就是构建“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14]运动的逻辑体系。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这一经典论断出自被马克思评价为“为重要的社会关系观做了第一次科学表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经济学手稿》）之中的“经济学提纲”（8条），其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不亚于彰显马克思哲学革命原创性成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反映和最为突出的理论成果。两者既有共性，同时后者又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主导理论、演变路径和发展规律。

两者的共性：①它们不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简单叠加，它是由一系列有着内在逻辑性和内在层次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或者主导理论构建成的科学体系；②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初级阶段理论、时代理论是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石。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标志的党的基本路线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和鲜明体现，是以初级阶段为客观依据，也是现时代的内在要求。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它们共同的主题。④关于三个“没有变”的判断，是这两个理论体系对于整个国情、世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方位的科学判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两者的个性：虽然它们都可以从“围绕一个主题、探索和回答四个基本问题”的角度加以研究，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尤其是它们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主导理论、演变路径和发展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以及这四大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全面推进的战略思想，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其主导理论包括改革开放理论、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政治建设理论、文化建设理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理论、国际战略理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论、党建理论等。而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个性和特征是：

（1）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确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体制和机制，怎样搞好社会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着重解读和科学地阐述“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这一重大问题；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研究为起点，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为主体，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为展开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换而言之，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出发点，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强大动力。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等是其主导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领域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2）这一体系在表述形式上，已经出现了摆脱对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全盘肯定和模仿的倾向，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大众化和时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体现了它的科学品性和创新能力，因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5]。“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元素”“中国奇迹”“中国速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举凡农业承包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财政包干制、价格双轨制、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主创新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等术语、概念和范畴，已经为世人所熟悉和运用。

（3）这一体系在结构层次上也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位于抽象层面的基础性逻辑层次，即从抽象层次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以及在继起的更高层次上涵盖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理论，以及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相互关系的理论等；第二，宏观层次，涉及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环节及其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第三，微观层次，涉及微观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第四，侧重现象层次和具体层面，具有综合化、政策化和宽泛化特征的中国模式理论，涉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等。^[16]

总的来看，第一层次决定中国经济学及其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而二、三、四层次的运行和发展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的具体反映，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关的，并且在第四层次的中国经济模式得到最为具体的综合反映。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仅仅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在现象层次或者具体层次的折射或者反面映象。(www.xing528.com)

（4）这一体系形成与发展大致划分为三大阶段：

一是中国经济学体系的酝酿和探索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1978年）。这一阶段的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按照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范式”而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理论。研究内容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领域，目的性和宏观性很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需要来注解和诠释政策的意图非常明显。

应该强调指出，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的经济思想，尤其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以及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笔记等重要文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经济理论做了有益的初步探索。

此外，中国经济思想界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经济理论，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其中包括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及其“价值规律论”、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顾准文集》以及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等。同时，召开了一些有影响的经济理论研讨会，对经济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大争论，其中包括关于商品市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特征、按劳分配、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速度与比例等问题的讨论（1956—1959年），以及关于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

二是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2002年）。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性转移，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这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创立的起点。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被邓小平称为“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制和经济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

这一阶段经济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讨论和探索是空前活跃、异常繁荣的，尤其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也编写了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例如，吴树青为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6所高校合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2003年发行第八版），谷书堂教授、宋则行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卫兴华教授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刘诗白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魏埙教授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确立中国经济学体制的框架，有助于中央关于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

三是中国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阶段（2003年至今）。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提出了关于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总体性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回答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怎样处理政党、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以及在推进的各个具体阶段上，不断解决“改革什么，怎么改；开放什么，怎么开放”等问题。^[17]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分配原则、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发展战略、对外开放，以及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具体途径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发展理念，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由此表明：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基本规律和完善中国经济学体系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应该强调指出，自2004年以来，中央直接部署和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其中包括编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在内的一系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

（5）处在大转折时代坐标之上的中国社会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其鲜明的阶段性或过程性、开拓性、不成熟性、双重过渡性和改革开放的渐进性，因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由此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体系是具有典型的过渡和转换性质的转型经济学体系。“经济转型”是苏联政治家和理论家布哈林最早使用的概念。世界上迄今为止有30多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转轨或过渡。而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在目前只能构建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该体系应保持一定的弹性，以免让不成熟的体系来束缚实践活动。

（6）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马克思穷其一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但仅仅创立了一个始基性的狭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逻辑体系，相当于他所设想的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的第一册。这是因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何时能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广义的中国经济学体系（狭义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是特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李大钊时期，下可至世纪之交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应该强调指出，尽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已经基本具备形态化、体系化、时代化的特征，但是，作为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又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等重大的历史变革，这就使得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无疑加大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难度、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难度，以及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经济学体系的难度。“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在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9]“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因为理论来自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又由实践来修正和完善并且归根结底由实践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