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体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对立统一性的含义在于以下两点：首先，马克思主义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制约、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制约，以及新生事物赖以产生的已有的思想材料和物质条件的制约。“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其次，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时代主题的变迁而发展，它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和行动的指南，其基本原理不是绝对真理，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并且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修正、丰富、完善或扬弃自身。这是真理相对性的题中必有之义。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地逼近绝对真理，或者说它又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这主要体现在其世界观、方法论以及经过实践检验的一般原理中。

我们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论者。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坚持和发展基本原理，就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但是，前提必须是基本原理赖以成立的历史的物质的条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又要倡导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的本土化或地域化。因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72年；恩格斯：《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年）

学术界出现一种“指导思想转型论”或“指导思想二元化论”：马克思并无关于未来新社会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捉襟见肘，市场化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应该从马克思经济学说转向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法律主张；或者至少两种指导思想共存。这是需要正本清源的重大问题。这种看法，人为地堵塞了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内在联系，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生命力或理论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根同源同脉同祖，薪火相传，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两者关系既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关系，也是一种渊源和继承的关系。从整体（总和）和方法论（发展观）上把握马克思的学说，从中不难得出肯定的答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源头活水和理论基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学说。

应该强调指出：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其一，“六册计划”，即马克思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个方面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方法，从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最高成就；其二，完成“六册计划”首册《资本》篇的《资本论》，是该体系的基础或“精髓”部分，并形成一个始基性体系，但是并未完全改变其“小圆圈”（抽象层次上经济学范畴的辩证运动）的逻辑定位；其三，尚未完成的“续篇”（“六册计划”第2—6册）通过经济学范畴上升到具体现象层次上的“大圆圈”辩证运动，再现以世界市场为最高具体的“总体”；其四，《资本论》和“续篇”、“小圆圈”与“大圆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逻辑体系整体，因此，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资本论》“续篇”，最后完成“六册计划”逻辑体系。

学术界出现了一种经济学体系构筑方法多元化趋向。例如，我们把《资本论》逻辑结构等同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全部内容，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半截子化”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僵化和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演化经济学范式、过渡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为代表的“范式”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的学者赞成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论，有的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有的学者以《资本论》结构框架+范式的“拼盘”模式来构筑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等。一言以蔽之，体系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之下的后一种倾向。鉴于用范式理论完全取代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理论在理论界已成一种时髦风气，尤应鲜明地反对“取代论”“取消论”“对立论”和“拼盘”式“互补论”，而是提倡从属型“互补论”，即范式理论应该从属于并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框架。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理论，必须坚持“四个分清”的原则：要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同时也要吸收历史上的、国外的、合理的、积极的、能为我所用的思想资料，结合新的实践经验尤其新时代所提出的时代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例如：

（1）社会机体（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这种从属型和创造型相结合的唯物主义新发展观，为洞察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商品经济思想，以及创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和辩证发展观。

包含从属型发展观在内的广义唯物主义发展观告诉我们：我们不应拒绝并且应该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注重吸收、扬弃、改造和同化西方学者尤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学派的一切积极的理论成果，其中包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较为突出的有西方兼容理论或市场社会主义。

国外学者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无兼容性的问题上曾展开了多次的大论战。他们善于把资源配置的两大主要形式即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象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他们甚至把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完全等同于市场社会主义。例如美国学者施韦卡特认为中国正在搞“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试验”（《反对资本主义》，1992年）。这是需要着重澄清的一种误解。尽管这一理论有许多缺陷和弊端，但它的积极意义，是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这一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式和传统见解，并且提出许多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这些无疑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补充性来源。(www.xing528.com)

（2）辩证的新世界历史观。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不能脱离世界历史的总过程，必须受普遍规律——日趋成熟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全球化趋势——的制约。此即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普遍规律）与多样性（特殊规律）的对立统一。它为创立力图与世界市场或全球化经济相联系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3）关于囊括两种不同演进路径的经济理论体系。不能把马克思理论体系片面化和凝固化，必须从整体、总和、体系、方法论或发展观上加以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因研究对象不同因而呈现两大演进路线。前期以英国为典型，主要创建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即阐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市场经济学说。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或主要路径。马克思一生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应该理直气壮地强调指出：这些著作中对社会化生产一般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以及未来新社会经济特性的阐述，无疑构成了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因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年）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与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就是通过深入学习和领会《资本论》及其相关著述的基本理论，进行“剥离”“借鉴”和“嫁接”——剥离资本外壳（社会形式），借鉴有关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一般的内核（物质内容），再把它有条件地嫁接到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新的社会形式）中去——并最终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在后期主要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实际上绽露了关于在特定条件和历史环境下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思想萌芽，呈现了另一条演进路径和理论轨迹，由此形成的另一子体系即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其中包括世界历史及世界市场理论、社会经济形态三阶段论、东方社会理论、亚细亚理论、原始氏族和农村公社理论，等等。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以只具有落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为历史起点的，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同世界市场相联系，吸收人类社会尤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他的卡夫丁峡谷跨越论+世界市场联系论+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论，生动体现了跨越（属生产关系范畴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逾越）与非跨越（属生产力和交往范畴的商品经济阶段不能逾越）的辩证法。尽管它未被19世纪末期的俄国的实践所证实，但体现了马克思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

由此可见，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有两条演进路径和模式：一条是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特征是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标志的产品经济形态取代商品经济形态；另一条演进路线和模式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市场利用商业机构，亦即利用市场关系和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总量。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笔记，对俄国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认为后者脱离生产力，脱离世界市场，脱离市场关系，空谈俄国农村公社社会主义新模式。因此，不能“肢解马克思”，不能人为地堵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联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和生命力。尽管马克思晚年的新思想未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但体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性来源。

（4）关于两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并存的经济学说。一是以生产关系为划分标准的五社会形态理论，由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而允许出现“跨越”现象；一是以生产力和交往为划分标准的三经济形态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和相应的人的发展三阶段论，它们则不允许出现这种历史的“错位”。两种理论应该相互叠加，相辅相成。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跨越论+世界市场联系论+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论”是一个典范，生动体现了跨越（属生产关系范畴的资本主义可以逾越）与非跨越（属生产力和交往范畴的商品经济不能逾越）的辩证法。其启迪意义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落后国家，应通过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来吸收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成果，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5）列宁晚年关于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以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来源。列宁晚年明确提出关于过渡时期必须重视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贸易或商业作用的思想，抛弃了排斥市场、货币、贸易或商业买卖的产品交换模式。他首次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并在苏共决议中明确采用“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的提法。列宁强调国营企业包括国营大托拉斯等联合组织，应普遍推行以经济核算制、考虑市场销售为标志的商业化原则或商业精神，并号召全党要学会经商，批判了那种所谓“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俄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决议根据列宁的指示精神，宣称：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列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7年的实践——“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7]——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已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因而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重要理论基石。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非是“舶来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创新及其经验材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赖以产生的实践性来源；马克思主义及其广义政治经济学是这一理论产生的基础性来源；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政策和经验材料，为我们提供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构成其补充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