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发展观：辩证性的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建的新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新发展观或者“新世界观”“新历史观”和“自然观”，究其根源，是他们扬弃、继承、改造和综合前人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其中包括三大自然科学成就即近代牛顿力学、微积分数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三大人文科学优秀成就即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均鼎盛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又衰落于三四十年代，而在经历短暂的辉煌的理论高峰时期之后又急剧地向相反方向转化——并将其“从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时代和历史的产物，是极富原创性的哲学瑰宝，提供了审视和解读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如何顺应和推进其发展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广义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新发展观阐述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既是体现历史继承性和开放性的“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从属型发展过程，又是体现历史更替性和创造性的“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创造型发展过程，从而是这两大过程相辅相成，从属型和创造型相结合的、辩证的顺乎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而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矛盾的推动力，着重阐述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更替性和创造性，这是狭义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发展观的精髓。

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的理论及其辩证方法论把新发展观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把在致友人信函中所表述的关于历史合力的理论及其辩证方法论（例如在致友人信函中多次批判经济决定论）演绎而成一个关于推动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关于历史合力的综合性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从而对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新发展观做一个总结。恩格斯原来是寄希望于最适宜于做这项工作的马克思的。然而，作为马克思遗嘱执行人的他，首先在马克思书房寻找这样一部手稿，却大失所望。^[1]在事物、社会历史或社会经济形态“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哪一些因素和力量，尤其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作用的“元”力量或“元”因素而对历史合力有所贡献呢？^[2]这实际上是恩格斯的一个哲学遗嘱。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轨迹和发展取向，可以认为：

（1）基于客体性视角，生产力、经济因素是最具本原的力量。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根源于分工以及工艺、技术、科学、产业和生产组织的革命，即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革命，科学发明或产业革命“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3]。由此而演绎出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顺应生产力的性质的基本原理。但是，如果不纳入关于推动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历史合力体系，而把它推向极致，就很有可能走向诸如经济决定论一类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旧唯物主义。

（2）基于主体性视角，关于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旨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这一点被恩格斯誉为具有新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天才的萌芽。“主体”从此被置于“变革的实践”和“新唯物主义”的坚实的基础之上，由此，人“在其现实性上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人”即“社会化的人类”；由此，人被赋予实践（我们不能低估马克思把实践予以正名和解放出来的这一哲学革命的伟大意义）的“能动”性即不仅“解释世界”尤其“改造世界”，并“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能力^[4]。这也是一种构建历史合力之“元”力量。(www.xing528.com)

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轻视人的主体性、轻视改造世界的实践观的错误观点，并且情有独钟地从人的主体性视角出发，建构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成史和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并且把未来新社会界定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亦即“自由人联合体”^[5]，并且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视为未来新社会的根本标志。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成史应该是一部从“人的依赖关系”走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走向“自由个性”的历史，而前者是以人类社会的三种社会形态和经济形式为基础并且大体上是与后者一一对应的。但是，如果不纳入关于推动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历史合力体系，而把它推向极致，就很有可能倒退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曾经痛加批判的唯心主义老路上去。

（3）基于主体（性）与客体（性）、历史客体决定论与历史主体选择论、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辅相成的视角，关于事物自我否定、自我运动、无求于外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是解读和诠释历史合力的最具本原的原创性理论。这是辩证法的精华和灵魂，以至于辩证法被称为“否定性辩证法”。但是，如果不纳入关于推动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历史合力体系，而把它推向极致，就很有可能堕入“绝对精神”体系陷阱。^[6]

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还阐述了关于推动事物、社会历史或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其他因素，例如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作为社会动力的阶级斗争，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精神、理论或意识形态因素，政治、法律或国家权力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等等。

我们要全面把握马克思关于创造型发展和从属型发展相统一的，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新发展观，其中包括关于推动社会历史、社会有机体或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历史合力理论。它们为诠释和解读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尤其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催生的新生事物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态提供了方法论。人们至今已耳熟能详的“改革”“开放”是这一新发展观在中国的现代版话语，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形态的催产婆和发动机，改革的灵魂就是创新和创造，“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开放的精髓就是融入经济全球化，“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凸显了马克思、恩格斯新发展观的时代意义、当代价值和理论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