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

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尤其是逻辑体系构建方法，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如何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如前所述，起点范畴即经济学元范畴包含着此后展开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其终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自己开端的规定性，这充分体现了辩证逻辑运动的一以贯之的内在联系和自我运动的特性。

1.应该从具体的国情和时代主题出发。这是抉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的唯物主义前提。

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物质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于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21]摆在面前的研究对象，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转轨期和经济新常态状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唯物主义前提。

2.起点范畴的选择至少应该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抽象性、现实性以及孕育一切矛盾胚芽的始基性。如何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元范畴或始点范畴，也必须如此。甚至可以为了现实性而牺牲抽象性。马克思当年是把“价值”而不是“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的起点，后来改变初心的原因是：价值是比商品更为抽象，但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缺乏现实性。

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迄今为止，商品已经经历了三次变形。

第一次变形：从一般的简单商品即W-G-W，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G-W-G'。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同于“作为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应该是“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Die Modifizierte Ware）”^[22]。

第二次变形：在经济全球化尤其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很多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商品，转变为金融商品即金融衍生品、新金融商品或者虚拟经济品。“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进步，是向金属货币的过渡，但是这种过渡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事实，从此在商品交换的表面上再也看不出来了。”^[23]

第三次变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不同于计划经济商品，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而是二元并存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这种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大量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之中。

鉴于起点范畴的选择至少应该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抽象性、现实性以及孕育一切矛盾胚芽的始基性，因此，起点范畴也是政治经济学体系赖以演绎或逻辑推进的元范畴。同时，也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理论的有力启迪，应该以大量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形态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或元范畴。

其一，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产生的前提条件，具有二元性质——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及国营企业与非公有制经济体制及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并存。

其二，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的二元并存性质：

（1）这种“变形的商品”主要来自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就是出现了两种并存的所有制（公有制为主体，与非公有制并存），其政策背景是“两个毫不动摇”。

（2）“变形的商品”市场所普遍存在的二元并存的混合机制，一种是以利润或者效率为中心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另一种是力图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看得见的手，即政府调节规律，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并存，但是，往往很难厘清两者的边界。

（3）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力形态，具有商品属性（例如外资企业）和非商品的二元性质。在外资企业是一种合作的劳资关系。

（4）劳动者二元并存的分配关系：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相结合。

（5）商品、投资品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并存。

这种特殊的变形的商品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形态条件下，尤其在双层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与非公有制并存，以及多种规律或者机制，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制约条件下，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由此而推动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迁。这种“变形的商品”及其生产，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

我们应该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为指导，将中国实践中大量涌现的感性材料和成功经验予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新表述、新话语、新概念、新范畴，从而形成这一理论制作过程的最终产物，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由此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的当代价值。

〔原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副标题：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起点〕

【注释】

[1]陈胜昌、陈瑞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集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

[2]〔新加坡〕郑永年：《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联合早报》2011年9月20日。(www.xing528.com)

[3]〔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2、483、4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23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8]《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8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0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2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