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考：中国特色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

新体系应从新时代、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为基础，并整合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但又并不完全照搬植根于近代环境的“六册计划”及《资本论》的内容和结构。

1.总体框架设计。除“导论”和“序言”外拟分10部分，即商品和货币、市场竞争和生产价格、货币作为资本、资本作为货币、信用和金融市场、所有制（企业、股份制和产权）、分配、国家（或政府）、对外经济关系、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由此而铸造的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是一种崭新的尝试。

2.新体系从整体上打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联系，其依据不仅仅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的更替并非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后一个社会有机体赖以产生的物质可能性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因而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空地”上的；并且是基于时代所赋予的“两个并存”（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并存、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存）、“两个矛盾”（国别经济的特殊性与世界经济的一般性、意识形态特殊性与商品经济同一性）的客观要求。因此，它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中心范畴、中介范畴、成果范畴、逻辑起点、逻辑终点等方面具有统一性，同时又允许一定的差异性。例如，新体系第1—3部分相当于“六册计划”中的“资本一般”，其逻辑起点和元范畴都是商品，它蕴藏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只是在不同所有制下有不同表现形式而已；而第10部分即世界市场及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国际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逻辑体系的终点。

3.开拓性和不成熟性并存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特征。我们正处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社会经济“转轨”或“过渡”时期，并具有双重过渡性和改革开放的渐进性，而作为其理论反映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只能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是成熟型或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但这并不能成为“体系缓搞”论的一个理由。许多学者主张先对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归纳，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和总结，通过点的突破然后再带动理论体系的变革，所以构建体系要假以时日。但是，理论体系既不是绝对真理更不是“绝对精神”，只能逐渐逼近相对真理；同时，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提供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材料和逻辑构件；更何况，不要忽视理论思维的前瞻性和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

4.研究对象的定位要突破狭窄化趋向。不仅要研究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研究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例如研究“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和“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2]。我们要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一，不能受流行的单一说（生产关系一般）或三段论（所有制—人与人关系—按劳分配）的束缚。其二，不能把交换关系即社会交换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和社会主体形态（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人的全面发展）排除在外，无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多元性而赋予社会经济五种形态理论唯一性。其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的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或“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3]

5.注重研究四个“中介”范畴或“枢纽点”。“中介”范畴在逻辑系列上就是联结逻辑始项和逻辑终项这两个范畴的逻辑中项，或范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中介环节（例如货币是商品转化为资本的“中介”范畴），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把握一切“中介”才能真正地认识事物，这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

第一个“中介”范畴就是介于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之间，并逻辑地再现“生产力的社会结合”和资源配置过程的运行机制。第二个“中介”范畴是经济体制。它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中介形式，又是处于具体层次上生产关系的发展形式，因此要正确处理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三者的关系。后两者都是客观的生产关系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反映形式。而经济体制较之基本经济制度又是更为具体的层次和范畴。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既是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客体到主体的上升序列，也是稳定性逐步衰落的下降的序列，并且也是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连续序列。这就决定了经济体制的下述特征：

（1）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方向和发展趋势，但后者对前者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和相对独立性。一是体制性属性与基本制度性质有很大区别，体制可以游离和独立于社会基本制度之外；二是体制层面的变化和创新必然要求和诱发制度的变革。所以体制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解放生产力的突破口和必由之路。

（2）经济体制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既包含了经济成分的结构、所有制关系，又包含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和分配制度，等等。因此，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中介形式，经济体制直接与生产力层次相联系，具备把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要求和信号向生产关系反馈和传递的功能，因此，基于这种亲和性，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无疑成为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变革和完善的前提。

6.新体系第5部分所涉及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即“产权”，是第三个“中介”范畴。社会经济的原动力就是财产关系及受其制约的利益关系，最后归结到所有制及其法律表现形式即产权关系。我们要很好地完成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的理论遗愿。因而它是抽象层次上所有制与具体层次上所有制之间，以及基本经济关系或制度与具体经济关系或制度之间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范畴或“枢纽点”。这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生产关系表现形式、具体形式及实现形式。

但是，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唯“资本产权”独尊，强调能带来剩余索取权或剩余控制权的资本产权，强调物质财产产权而贬低劳动力产权，并取消或异化“劳动力产权”。尽管西方国家推出收入理论、经理革命、福利国家理论、资本民主化和人民资本主义等理论，并力图用利润分享制来代替工资制，例如ESOP，即职工持股制度；但实际上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以剩余优先索取权或剩余优先控制权为标志的资本产权。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旋转的轴心，是万万不能丢掉的“通灵宝玉”。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应该强调劳动力产权、人力资本产权以及兼顾物质财产产权和劳动力产权的双重要素产权制度，并且要防止和消除双重异化即劳动力产权异化和行政权力异化（行政权力对利益的优先索取权）。“产权人本化”或“产权社会化”是对社会主义具体经济制度定位的一种新探索（林子力，1997年；王珏，2004年）。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不能将劳动（者）的经济学倒退为一种偏袒资本、剥夺劳动者的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学。(www.xing528.com)

7.股份制是第四个“枢纽点”或“中介”形式。应该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是一种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的社会所有制走向公有制的最高过渡形式。这种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造，可以变现有国有制的行政化占有方式为社会化占有方式。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满足条件（如产权主体多元化、明晰化，产权结构分散化，资本和资本的所有权的二重化，产权商品化、证券化、市场化，生产要素流动化，市场信号灵活化和公开化），在股份制形式中大体都能得到满足。此外，股份制还具有开放性和渗透性，因此能够兼容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关系和各种利益共同体；它也是一种能主动积聚和运用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又接受社会监督的制度形式。因此，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的股份制，可以顺理成章地与市场经济实现对接和兼容。

但它绝对不是公有制唯一主要的实现形式。“股份制万能”“一股就灵”或“一卖就灵”论是错误的。股份制也不是现阶段资本主义最完美无缺的企业经济制度或组织。日本学者奥村宏在《股份制向何处去：法人资本主义的命运》（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就批判过“股份公司万岁论”“日本公司主义万岁论”，并一一列举了股份公司的许多弊端，例如投机、欺诈、股东大会空壳化和资本的空壳化，等等。在这本书的末尾，作者甚至不无担忧地指出，不管是在美国、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股份公司万岁论都是时代的错误。21世纪呼唤着一种与之不同的新型的企业形态。

8.下述理论生长点可作为新体系的构件：以“新经济人”“社会人”，自主劳动、联合劳动或以产权和劳权的结合作为新体系的逻辑起点；或者围绕“经济体制转型”来设计框架结构，提倡从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体制、企业本位论向劳动者本位体制的转变；或以马克思社会经济三形态学说为指针，以人的自身生产为轴心构建新体系；或设计产品社会化、劳动社会化和产权社会化递进型体系，或提出产权清晰化、产权多元化（物质财产产权的市场化改革）和产权人本化（产权人本化则意味着劳动力产权的实现和双重产权制度的基本确立）的改革路径和任务，以及“人本经济学”“公本经济学”“社本经济学”“选择经济学”等。

9.注重各种体系构建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互补性和兼容性。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互作用中催生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应以马克思体系构建理论和方法为主，大胆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应建构一个各种方法相互联系和补充的方法论体系。尤应加强对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的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而“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4]。

（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189页。

[4]《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