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如何构建转型政治经济学体系

一个国家有没有形成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话语权的经济学体系，是从软实力角度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惊人相似，其特点是作为舶来品的、并取得话语霸权的英法“世界主义经济学”与德国“国家经济学”即历史学派并存。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进入各种“体系”或“范式”相互碰撞的经济学“战国时代”，因此，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关于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讨会，90年代又连续召开了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研讨会，并且出现了“主流”与“非主流”的分裂和争论。迄今为止，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趋向。

第一种采取调整型体系取向的学者，大多以《资本论》结构框架为基础，但往往不能将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构筑方法和逻辑行程贯彻始终，而在社会主义部分却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因而有学者质疑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晏智杰、杨瑞龙，2000年）。赞成替代型体系取向的同志，也不赞成“另起炉灶”即“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而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董辅礽，1997年；魏杰，1997年）；或者着眼于世界三大理论体系互补性的“马克思主义新综合”，但前提是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发展和改造”，并且也不主张构筑新体系，因为“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在当初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樊纲，1988年）。第三种是力图摆脱外国“范式”窠臼的创造型体系取向，其特色是创造新的理论支点、核心范畴和“中国原创经济学”体系。例如从“社本”范畴推演而来的“社会主义新资本”论（卓炯，1962年；冯子标，1994年），“中国经济矛盾论”（刘永佶，2004年）。而“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程恩富，2004年）属于综合型体系取向，以建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各种“中国范式”或体系为宗旨。(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中国市场化导向的“转轨经济”“过渡经济”催生了一种双重多元化趋向或倾向，即体系多元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之下的后一种倾向。因此，极有必要用完整的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的学说来指导和建立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之成为社会实践的科学反映并用来指导现实经济活动。这是一项去“标签化”、去“空洞化”，凸显其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