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及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我已经试图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及这种关联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意味深长的是，尽管大萧条引发了重大的变化，但它却一般不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严重事件。很不幸，紧随大萧条之后的政治和经济动荡遮蔽了中国离现在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1937年7月爆发了中日战争，随后1945年又爆发了内战，这些都导致了大规模破坏。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新政权开始了对货物、服务和人口等流动的严密管制。继而，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文革”时期，中国完全自给自足，当时毛泽东将中国从外部世界中隔绝封锁起来。1978年，在经过多年的自力更生之后，邓小平将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表面看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开放。^[440]而实际上，中国很早以前就是对外开放的。^[441]虽然战前中国经济那意义深远的开放几乎已被遗忘，但1930年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国民党的决策者们，敏锐地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并因此形成了他们相应的策略。

为了保持中国元对英镑和美元的汇率稳定，国民党官员选择牺牲政府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实行经济国家化的时候，国民政府却坚持开放政策，这很值得注意。哈罗德·詹姆斯指出，作为对大萧条的反应，出现了对经济全球化的有力反对。普遍流行的观点是，任何跨国的事物，无论是政治、商品还是人口，都应该停止，或者至少应当受到控制。尤其是资本流动，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理由是它造成了1930年代初的重大金融危机。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加强了对外汇交易的管制。^[442]

国民政府不能采取这种严格的政策，因为它会立即引起了公众对政府操纵新货币体系的怀疑。政府必须避免货币体系的紊乱。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海外华侨汇款和外国对华投资。汇率不稳和通货紊乱将会阻止政府所急需的外资输入。

而且，自19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联系继续影响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被认为不仅对中国政治而且对东亚国际秩序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维持货币的可兑换性一直到1938年底都被认为是首要的事情。^[443]由于担心汇率下跌导致民众恐慌，在战争初期，国民政府通过向上海金融市场出售外汇来维持汇率。这一行动不仅减轻了战时通货膨胀，而且还支撑了对新通货的普遍信心，尽管它也引起了外汇的大量漏卮。

1938年10月，当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内陆省份四川之时，它对汇率稳定和健全财政政策的保证被破坏了。由于缺乏足够多的外汇储备，政府无法维持现有的汇率。同时，军费开支在1940年增加，通过扩大货币发行来资助的政府支出也在稳步增长。中国经济向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让步。截至1945年底，中国的物价据报道达到了战前水平的1632倍。即使在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8月，国民政府也未能制止失控的通货膨胀；反而使它加剧了。政府支出的迅速扩张使货币供给增加。^[444]资本外逃不仅抬高了外汇的市场价格，而且通过限制外汇在进口上的使用，使本已失控的通货膨胀继续恶化。政府对外汇分配越是严格，进口商就越是囤积居奇以便从不断上涨的物价中获利。由此产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445]

共产党政权通过将资金纳入严格管控的渠道来处理恶性通货膨胀遗留下来的问题。它禁止黄金、白银和外汇的流通。一切对外贸易都被交到国营企业手里（1950年3月），并且交易仅使用外币，不使用中国通货人民币。由于摆脱了国际市场的影响，政府此后有效加强了对国内人民币流通的控制。^[446]

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也从大陆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经验中学会了财政和货币上的保守主义，并且这些教训再也没有被遗忘。^[447]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控制外汇汇率，使其能够在国家领导的控制下，促进台湾的工业发展。

随着通胀的结束和战后的恢复，国民党在台政府实施了第一个四年发展计划（1953—1956）来促进工业化。为鼓励进口替代，尤其对纺织品，政府确定有前途的投资机会，制定计划，并提供低息贷款让民营企业家贯彻落实。汇率受到控制，较低的官方汇率被用来实现公营部门的进口、私营部门所需的重要原材料以及中间产品的交易。(www.xing528.com)

1950年代末，国民党在台政府从进口替代转向促进出口。因为从前的汇率被认为是高估了，1958年的外汇改革被证明是最重要的。1958年，新台币贬值，从新台币24.7元兑1美元下降到36.1元兑1美元；买入汇率跌得更多，降为新台币40元兑1美元。同时，废除多元汇率体系，改为单一汇率。加上其他刺激措施，如进口退税和出口加工区，改革最终使出口带动的增长达到极点，并且自1960年代起，出口带动增长就成为台湾经济的最显著特征。^[448]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大陆和台湾的经济政策都开始改变。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批准了四个现代化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将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四年后的198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解释这一政策时说：为了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我们必须：（1）吸引外资，（2）引进先进技术，（3）开展劳务合作，（4）扩大出口。^[449]经过几十年与外汇市场的隔绝，共产党政权再次向外国投资和援助敞开了大门。^[450]

1980年代初，已经有了大量盈余并且外汇储备仍在不断上升的台湾，受到了使新台币升值的压力，1980年代末，政府最终不得不使新台币升值。新台币升值结束了台湾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严重依赖。不断上升的外汇储备迫使台湾政府允许资本输出。这种贸易和投资变化绵延至1990年代渐进发展为经济自由化。^[451]

今天，中国的经济，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再次开放，中国经济回归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外汇波动的影响之下。最新也是最重要的证明就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世界银行分析了短期资本在东亚金融市场上的进出运动及其对该地区国家的货币体系的影响，以及该地区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所执行的政策。^[452]就在泰国在股市下跌之后不久，1997年初，泰国货币泰铢开始受到冲击。泰国银行试图维持固定汇率但未获成功，泰国银行最终允许泰铢自由浮动。泰铢对美元的价值迅即下降了约18%。泰铢在1997年7月的崩溃引发了临近经济体的资本外逃。在随后几个月里，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韩国的货币也处在了压力之下。因为经济已经停滞，日本也陷入了经济困境。该地区各国政府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付这一传染性的危机。例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声称要战胜国际资本的威胁，就需要采取对资本运动的严格控制。^[453]

就国际资本流动对东南亚地区金融和货币体系的严重影响来说，1997年的危机类似于1930年代中国的遭遇。但是，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大陆和台湾政府选择了相反的政策。因为中国大陆控制着资本运动，其经济体没有受到像其他东亚国家所遭受的严重冲击。因此，中国大陆能够避免货币贬值。^[454]台湾政府则诉诸贸易促进政策，使新台币贬值，尽管它已有充足的贸易盈余和庞大的外汇储备。^[455]

在幸免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扩大了经济的对外开放。中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从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03年的约6%。中国自1990年以来（除1993年外）一直享受着贸易顺差，2005年达到顶峰。2003年以来，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的输入以及海外华侨汇款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外汇来源。^[456]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仅使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而且，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使人民币升值（尤其是相对于美元的升值）的国际压力增大。^[457]自从2005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实施汇率制度改革，从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变为管理浮动汇率制，世界金融市场和外国政府更加密切关注中国对人民币的管理。^[458]同时，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中国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关税，并拆除非关税壁垒。^[459]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中国的政治家们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之时，需要考虑众多国际因素。只要中国坚持严格的管理汇率制，财政政策就尤其重要。^[460]国际金融市场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经济政策？换句话说，在本国经济与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政府该如何保持其经济政策的自主性？这些问题事关过去，也事关今天。研究战前决策者们设计的解决方案，不仅仅是基于一项历史的兴趣，而且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于今天的经济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