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现代工业开始出现在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居民带头实现了这种发展,他们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首要的轻工业中心。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将共和时代(1915—1927年)的第一个十年称为“上海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429]在此期间,上海公共租界的企业家们可以不受中国政府的干预来扩展其业务。不过,公共租界内企业家的事例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也有了工业发展。另外,也不能解释尽管有清王朝倒台之后的混乱以及其后军阀时代的政治不稳定,中国的工业企业还是能够有所发展。
幸运的是,一些中国公司的档案纪录揭示了这些重要问题。对新兴现代工业企业最重要并且长期的挑战,是为日常运转和未来发展筹集资金。这些问题并非20世纪初的中国所独有的。在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实业家们也都面临着筹集资金的难题;不过,融资方式却因国而异。[430] 19世纪的英国公司依靠的是家庭财富和银行透支,而非政府援助。德国则由全能银行——一种综合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的组织——贷款给私营企业,此外还帮助他们购买、销售股票和债券。同样,二战后取得了迅速发展的日本企业,也得到了私营银行的资助,而这些私营银行又严重依赖日本银行和财政部。在19—20世纪,美国公司对银行的依赖超过他们的英国同行,但没有德国和日本公司那样严重。特别是对那些大企业集团来说,原始资金通常都来自于留存盈余。
中国纺织企业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对抵押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无论是长期资本还是短期资本都是如此。传统上,钱庄对他们非常熟悉的客户很少要求抵押。然而,像其他国家一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政治气候下,中国也出现了抵押融资贷款的办法。由于辛亥革命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上海外商银行要求有可靠的抵押品才能贷款给钱庄。钱庄也就跟进这种做法,要求商人和实业家客户提供抵押。长期贷款抵押可包括工厂、建筑物和设备;短期贷款则可以由如蚕茧、棉花等原材料以及生丝、棉纱等最终产品来抵押。实业家们发现尽管有抵押要求和要支付利息,贷款还是有用;它有别于以往向亲朋好友借钱的方式,贷款使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圈外寻找投资者,并且可以在不给予债权人分红的情况下取得资金。因此,银行贷款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增长的关键因素。(www.xing528.com)
正如我已指出的,银本位是这种融资贷款的核心。金融机构在获得他们认为安全的抵押品后发放贷款,因为他们相信通过这种办法可以规避放贷的风险。银行对抵押品的信心是可理解的,这是因为,19世纪末白银正在贬值(一战后银价有短暂的回升),导致了轻微的通货膨胀。银价下跌降低了中国对外国货币的汇率,刺激了海外汇款和外国对华投资,并且对进出口贸易都为有利。我们在第三章已经看到,原棉、棉纱、蚕茧和生丝的价格,或保持稳定,或有所上升。作为上海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抵押物,上海公共租界的房地产价值也在稳步上升。在这些有利条件下,这一抵押融资贷款方式十分有效。
但是,正如我在第一章已经解释过的,从长期来看,银行对抵押品的信心并无根据。在中国以外,白银仅仅是一种商品,其价格不受中国的控制,部分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商人可以自由买卖白银,部分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白银贸易不加管理。因此,当上海的白银价格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时候,商人就会通过向中国销售白银获利。但是,一旦上海银价低于世界其他市场,商人就会将白银运出中国。白银在中国的这种进出流动对中国经济有着严重的影响。一旦大量白银流出中国,商品价格下跌,抵押品也就不能保值了。因此,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包含着结构性弱点:贷款合同容易受到物价下跌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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