缫丝业的复苏：政策和企业家的合力

低汇率与生丝出口的复兴

1935年夏，随着汇率开始下降，缫丝业也出现好转。《金融与商业》上的一篇文章说，鉴于汇率降低以及中国在海外市场的利益日益上升，“现在来看前景一定越来越好”。上海、无锡、杭州、嘉兴等地的蚕茧库存积压量正在减少，生丝的价格也表现出了进一步上涨的迹象。^[342]由于最大生丝消费国美国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带动上海生丝贸易出现明显回升，价格上涨超出所有人的预期。生产者无法跟上需求，相当一部分都是期货。^[343]至1935年11月，生丝的价格从每担380元上涨到800多元。^[344]当年中国生丝的总产量为95000担。仅江苏和浙江两省，就生产了60000担，占总量的63%还多，比上一年增长了30%。产能的增长也相当惊人：1935年初，两省300家丝厂据报道仅有20家在运转。而在7月份以后运转数量稳步上升，截至10月底，已经有94家丝厂在开工。^[345]

1936年上半年，生丝价格遭遇了轻微回落，但旋即恢复，下半年再次上涨。从1936年7月到12月，最低价格也比1935年同期高约50%，最高价格比1935年的最高纪录低约5%。^[346]

毫无疑问，缫丝行业受益于较低的汇率，但它的复苏原因还应包括政府的农村蚕业改良计划以及企业家对城市丝厂的重组。

改良蚕茧养殖

由于大萧条期间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争夺，提高蚕茧质量成为中国的重中之重。虽然美国对丝织品的需求逐渐降低，但对用于制造高级丝袜的生丝的需求却仍在增长。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农民不得不采取新的养蚕方法。^[347]但由于受到丝价下跌的重创，丝厂无力实行这一大型计划。相反，他们试图降低蚕茧的价格，这进一步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时，政府出面干预了。

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以及一批实业家，提出了若干方案以提高生丝质量和缫丝业的生产力。1934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主持下成立了缫丝改良委员会，发起了一系列倡议。同年，江苏省政府也成立了缫业改进管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成员包括无锡缫丝业领头企业家薛寿萱，上海缫丝领头企业瑞纶丝厂厂主吴申伯，浙江省政府官员曾养甫，实业部官员谭熙鸿，银行家张嘉璈（中国银行）和胡笔江（中南银行），以及蚕农代表。^[348]

缫业改进管理委员会推出的第一个计划是以日本蚕种取代低劣的土种。委员会在桑蚕养殖区如无锡、金坛、武进、江阴、吴县等地指定“模范养蚕区”，并设立指导中心。在那里委员会采用政府发放的改良张种，并向各地分发精选的桑树幼苗。该委员会向农民提供补贴以鼓励他们养殖日本蚕并烧掉土制蚕种。在委员会的严格管理下，1928年还占武进蚕业95%的土种迅速完全消失，而且蚕遭病害的比例也从1930年的6.42%下降到1935年的0.37%。^[349]但是，在过渡期间，产量却有所减少，导致1935年出现了蚕茧短缺；因为丝厂已开始复苏，生丝产量也就出现不足。缫业努力向生产高级丝转变，这对农村的蚕茧生产产生了最大影响。到1935年，由于委员会努力确保采用无病张种，丝厂生产出了质地更为均匀的细丝。^[350]

接下来，缫丝改良委员会和缫业改进管理委员会对蚕茧销售进行整顿。自晚清以来，得到政府许可的茧行就垄断了农村蚕茧市场的销售。两委员会现在要求茧行重新登记，并根据地区蚕茧产量为各地分配一定数量的茧行。同时，他们还增加了对经营茧行的技术要求。禁止使用劣质机器的茧行继续经营，并对那些采用新机器的茧行给予补贴。^[351]对茧行的调整不仅提高了蚕茧的质量，而且还使委员会能够影响蚕茧的价格，蚕茧将由官方定价。茧价肯定不会被定得太高，但其价格水平却必须达到足以鼓励农民继续养蚕的高度。^[352]

在改良养蚕和缫丝方面，薛寿萱发挥了重要作用。^[353]作为缫丝改良委员会和缫业改进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薛寿萱积极推进蚕茧改良和茧行调整。他认为高品质的蚕茧是生产出高级生丝的关键，1929年和1931年间，他设立了三个蚕养殖场。当缫业改进管理委员会设立指导中心推广改良品种的时候，薛寿萱以折扣价甚至干脆免费将蚕种分发给蚕农，条件是他们须将蚕茧卖给他的工厂永泰。^[354]

薛寿萱还从茧行调整中获益。作为这些茧行的签约成员之一，他对长江下游地区的蚕茧销售建立起了严格的控制。虽然他不能将蚕茧价格压得过低以免农民放弃养蚕，但他对蚕茧市场的控制是他在业务上成功的关键，因为他有能力以相当便宜的价格收购蚕茧。^[355](www.xing528.com)

虽然薛寿萱在推广蚕业改良计划上作用颇大，但他并不总是支持政府。政府在银行资助下建立的养蚕合作社，尤其对其控制养蚕和蚕茧市场构成威胁。1935年9月，国民政府通过《合作社法》。此后，合作社依法正式成立，江苏省农民银行和其他银行不仅在财政方面提供管理帮助，而且还介入到蚕茧干燥和销售等生产过程。为应对这一挑战，薛寿萱也成立了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合作社。^[356]不过他无法遏止官方合作社的大潮。江苏省农民银行报告说，在蚕茧生产县，如无锡、武进和金坛，养蚕合作社在联合加工和蚕茧销售上非常成功。^[357]薛寿萱对农村蚕业的控制地位被削弱。

我们在下一节将会看到，在行业组织的舞台上，薛寿萱对政府措施的反对立场要更为明显。

无锡城市缫丝业的改进

为提高生丝质量，政府还要求丝厂将陈旧的缫丝机更换为更现代的设备。在政府成立缫丝改良委员会和缫业改进管理委员会之前，薛寿萱就已经开始着手对他的丝厂进行重组。当1929年他考查日本丝厂的时候，就已认识到日本的缫丝机优于统治中国市场的意大利设备。从日本返回后不久，他就开始着手改进设备。1930年，他开设了一家新工厂，配备了最新的日本机器，第二年，他创办学校培训女工。得力于这些改进，薛寿萱成功地生产出了高质量生丝，专门出口给美国丝袜制造商。^[358]

为了提高企业效益，薛寿萱试图建立起与国外市场的直接通道。1933年，为了打消外国生丝经营者的顾虑，他在纽约设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以后又在法国和英国开设了分支。薛还增加了一个部门来处理他的出口业务，以便他能存储支付给贸易公司的回扣。他发现开辟对纽约生丝交易的直接通道极为有利，藉此他就可以很快调节产量和销售以适应市场波动。薛寿萱对丝厂的重组是成功的，他生产的“金鹿”牌生丝，市值高出其他生丝的两倍。此外，生意的兴隆使他更容易获得必要的资金，无论是现代银行还是旧式钱庄，都愿意为他提供长期贷款。^[359]

缫丝改良委员会成立后，薛寿萱曾计划通过委员会从政府借钱，以便他更换丝厂的陈旧设备。1934年12月宣布启动的政府贷款，主要条件是：（1）年利率2%，以新安装的设备作为抵押；（2）四年后每六个月偿还本金的四分之一；（3）如果丝厂长时间停止运营，则偿还本金和利息；（4）缫丝改良委员会享有新设备的所有权。贷款将进一步用于政府重组丝厂的计划。政府提议，由委员会收购蚕茧，然后将一部分卖给丝厂，其余的分给设备优良的工厂，然后出售生产的生丝。薛寿萱拒绝参加委员会会议，回避表达他对这一计划的意见。当1934年丝业前景暗淡之时，他曾考虑加入该计划，尽管他反对严格的政府控制。但当1935年丝业复苏之时，集体生产和销售对他来说显然无利可图，他就决定不参加了。^[360]

薛寿萱还领导了无锡丝厂的合并。1936年春，他以兴业缫丝公司的名义，承租了无锡50家丝厂中的30家。兴业一下子成了无锡丝厂中的“托拉斯”。公司规章如下，（1）丝厂管理仍然保持独立，但蚕茧的收购和分配由公司控制；（2）公司监督每一家丝厂的运营；（3）所有下属丝厂生产的生丝由永泰丝厂销售部分配。薛寿萱计划积聚50万元的资本，但是仅得到25万元。众多无锡丝厂聚集在兴业名下。有的打算与薛寿萱合作垄断蚕茧收购；有的则把合并作为淘汰新手出局的办法。他们尤其关心防止上海丝厂主在无锡承租丝厂，以利用无锡接近养蚕区的便利。

最终，兴业控制了江苏各地400多家茧行，这些茧行可以收购50多万担蚕茧，约占全省总产量的90%。公司的利润总额为25万—26万元，几乎等同于其资本。尽管公司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一年后，很多下属丝厂纷纷退出，公司也因此关张。因为一旦生丝的出口增加，丝业再度变得利润丰厚，兴业旗下的丝厂就不再允许薛寿萱获得这些剩余利润。他们又一次开始了彼此竞争。但薛寿萱仍然经营着无锡十八家丝厂，继续在当地的缫丝业中扮演着支配角色。^[361]

在从大萧条中恢复的同时，政府加强了其对丝业的控制，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养蚕业。城市实业家虽然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财政支持，但反对政府对养蚕业的控制。结果，实业家们不得不设法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增加产量。实业界对政府的态度，像薛寿萱这样的地方知名人士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无法控制他的同行。那些独立的丝厂仍要为出口市场利润竞争。

实业家对政府干预的矛盾态度，以及财政资源在农村与城市地区之间的分配等等复杂问题，对棉纺工业的恢复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