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有利影响可以明显地从批发价格的普遍上涨中看到。上海的批发价格指数，从1935年年中通货紧缩时期的90.5上升到1935年11月的103.3，1936年12月上升到118.8（1926=100）。[330]这样的批发价格水平并不必然地意味通货膨胀，相反，它们代表着复苏，因为它们几乎相当于汇率开始上涨之前的1931年的水平。[331]特别重要的是，农村地区的贸易关系转向积极。例如，在武进地区，农民可获得价格上升了约30%，指数从1935年9月的125上升到10月的162。相比之下，农民需要支付的零售价维持在约153。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农民可获得价格处于波动状态，1936年6月一度达到210，同时零售商品价格逐渐上升到约174。从整体来看，获得价格与支付价格之间的差价是正的。[332]由于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正在增加，可以预期出现进一步的经济改善。
另一个显著的复苏征兆是中国的国际贸易。1936年12月，对外贸易轻松地达到了一个创纪录数字，整个1935年增加了10.1%，其中进口增加2.4%，出口增加了22.5%。农产品的出口最有前途。据估计，1933年到1935年，小麦、大米、棉花、小米、高粱和烟草等农产品销售收入平均每年为390万美元，但是在1936年达到了560万美元，增加了170万美元，增幅近44%。如果将生丝、茶叶、羊毛、花生等次要农产品也包括进去，则增加额几乎达到200万美元。宋子文强调，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农村人口购买力的增长，而这将带来国内经济的恢复。[333]与此同时，中国也恢复了对东南亚的工业品出口，这导致了跟日本产品的激烈竞争，日本已在1930年代初取得了这些增加的市场份额。[334]
币制改革后，外国投资也有所增加。国民政府争取外国投资者信任的努力得到了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赞赏。例如，《金融与商业》引述与英国政界和金融界有密切接触的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伦敦的银行家对中国为恢复铁路贷款而做的服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已经几乎一跃进入了信誉卓著的国家行列，在这种情况下，对进一步增加贷款额度以完成国家重建目的的想法给予支持，也许是颇为自然的。”[335]实际上，伦敦市场上中国债券的行情已经达到了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除了私人投资，英国政府还提出了两项贷款，一是1936年春为连接上海和宁波的铁路提供110万英镑的贷款，1937年7月为广东省的铁路提供300万英镑的贷款。美国政府和商界人士对中国的兴趣也在增加。1937年，美国进出口银行为中国提供了一项15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资助中国购买火车头，摩根财团总裁托马斯·拉蒙特还声言建立一个投资中国的新机构。同年4月，泛美航空公司开始了一条从旧金山到上海的穿越太平洋的航班，5月，美国一家电话公司ITT（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开设了上海与旧金山之间的直接无线电话（direct wireless telephone）。[336]中国政府很欢迎这些国内尚无法做到的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1937年3月，在中国银行股东年度会议上，宋子文宣布大萧条已经结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已经脱离了所有困难，[但]不可否认，过去18个月的事实说明，整个国家的境况，无论是政治的、财政的还是商业的，都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和改善。”[337]
宋子文对中国经济恢复的信心得到了其他银行家的回应，如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公共准备金委员会主席Percy Chu在1937年3月17日的委员会年会上指出：(www.xing528.com)
回顾过去一年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每一件都使我们有理由说经济状况开始表现出了明确的复苏迹象。中日关系的紧张和西安事变等政治困难对金融和商业活动影响，在上海的金融市场的水面上仅仅泛起了一阵涟漪，这无疑应该部分归功于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措施，它战胜了对货币短缺的所有恐惧。如果相同的政治变化和危机出现在新货币政策颁布之前，情况可能会非常糟糕。[338]
宋子文承认改善并不能归功于任何单个因素，如币制改革，而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汇丰银行主席帕特森（J.J.Paterson）的解释代表了一种中庸的看法：整个中国作物的丰收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利因素，“正当这一结果到来的时候，中国的汇率被定在一个合理的低水平上，中国产品的市场需求因而增加。”[339]总之，正像陈光甫所回忆的：“我要说，从1936年一直到1937年战争爆发之前，是标志性的两年。”[340]
截至1935年底，中国经济正在从萧条中恢复过来。1935年的币制改革对此次复苏功不可没。稳定的汇率使始自1936年的经济积极变化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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