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萧条的加深，城市地区将受危机严重影响的可能变得现实起来。注意到都市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兴趣日益增加，中央研究院的经济学家千家驹写道：
近几月来，中国农村经济的救济问题已渐渐地被一般人所注意，而提到主要的日程上来。这在客观方面，显然是因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危机日甚。如何救济农村的偏枯和如何治疗都市的膨胀，已不能不有所筹划；但在主观方面，居然有许多学者和银行家注意到这样一个素被漠视的问题，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良好的现象。[63]
陷入困境的农村经济令政府官员、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实业家们非常焦虑。[64]丝、茶和豆油等出口商品带来的资金较以往日益减少。同时，中国对大米、小麦和糖等农产品的进口在增加。[65]政府官员和城市实业家都警惕地关注着这种形势。中国虽是初级产品生产国，但它不能养活自己的居民，不得不大量进口谷物。在自1932年起贸易逆差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大量进口农产品被认为是对中国经济更具威胁性之举。
专家担心农村崩溃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一旦农民放弃农产品生产，并移向城市寻找工作，随之而来的农业生产力的降低将威胁到城市的食物供给，还会削弱政府的税收基础。如果农民的购买力下降，工业企业将面临着国内市场的萎缩，最终会损害城市的工业。因为农业生产下滑，政府将被迫提高税率以弥补缩小的税收基础。这一沉重的负担将进一步破坏农业生产，形成恶性循环。农村的萧条就会轻而易举地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66](www.xing528.com)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实业家、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将农村崩溃和全国性的经济危机联系起来了。鉴于对中国经济衰退的共同关心，他们意识到必须让城市资金重新投资农村地区。[67]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尽管上海金融市场上的资金非常充裕，要让它们向农村移动却不容易。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回忆说：“我想帮助农民。多年的银行从业经验教我知道一种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的饥荒——‘钱荒’。”[68]陈光甫还从银行的立场作出解释，很难扭转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方向，因为“从银行的立场说，对于储户，原站在债务者的地位，所有资金，只有跟着存户的意志而转移。……存户纷纷提现运现，银行只有听其驱使，收缩放款，绝没有反抗的可能。由此可知现金集中于都市，不是银行的力量所能办到，现在要使现金不集中，也不是银行单独的力量所能办到……金融贵在流通，流通全靠信用，……如果一旦感觉到不能收回现金的危险，信用便要中断。”[69]
只要城市的金融机构还想追求利润，他们就会发现难以将资金投向存在风险且无利可图的农业生产。当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且农村安全恶化，无论是私人投资者还是金融机构都不会把钱投向农村经济。鉴于私人业务的限制，一些专家寄希望于政府的作用。浙江实业银行副主席章乃器强调，重振农村金融最关键的是筹集资金。他建议政府发行1000万元的农村复兴公债。公债的一半由银行购买，换成可在农村地区使用的银行券。另一半用于建立农业银行。[70]中国银行主席张嘉璈（字公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对政府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寄予很高的希望，通过这些合作社可以确保银行安全地向农村地区投资。[71]
尽管对复兴农村经济的具体途径意见不一，很多实业家和学者似乎都同意国民党党员唐有壬的说法，唐声称：“为了弥补实业界的短处，我们必须依赖政治力量。”[72]于是，农业的萧条唤来了政府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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