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借债
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和白银外流压缩了信贷，也给农村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30年代，据说江苏省有50%—60%的农村家庭都处在债务之中。[37]一般说来，他们只在特殊时候寻求贷款，如为农业生产筹集资金，或用以支付日常必需品、税收和债务（见表4.3）。
表4.3 江苏省农村债务原因及陷入债务家庭的数目，1935年
来源：土地委员会，“江苏省12县农村家庭债务调查”（1935年），引自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之关系”，页45972—73；见萧铮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收入《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第87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
尽管对农村家庭来说，债务负担沉重甚至存在风险，但关键一点是，农村信贷作为一个延期支付的办法，对维持生产是必不可少的。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农村调查者多次指出了这一点。他们指出，在无锡，农村家庭的平均现金收入是167.30元，支出总计169.69元，平均每户出现2.29元的赤字。鉴于这种负结余情况，满铁开始研究农民是如何实现收支相抵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前几年的盈余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在无锡的村庄，20户家庭中有13户从前几年中留下了余钱。盈余总额为295.5元，平均每户节省下来的钱为14.78元。将这一部分加上去，每户平均现金收入的总额就成了182.18元，这就为正常家庭预算创造了12.49元的盈余。[38]满铁调查者推测，这一盈余表明那些没能结清未偿贷款的农民债务人正在积蓄。在南通，每户上一年结余42.12元，未尝债务则达170.88元。[39]贷款对农村家庭利害攸关这一点不能低估。但是，为必需品消费而大量举债，却令农民陷入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中。
借贷。农民寻求短期和长期两种贷款。约翰·洛辛·卜凯（John Lossing Buck）强调短期贷款对农村家庭的重要性：“相当大一部分非生产信贷被用在收获之前的食品购买上。对那些自家土地出产很差的农民，这些贷款在冬天特别有用。”[40]这表明，农民的现金收入不仅少，而且还有季节性。农民通过借债应付季节性短缺。对许多要依赖贷款才能捱过生产周期之间青黄不接时期的农村家庭来说，争取到短期贷款是绝对必要的。例如，在桑蚕养殖区武进，对额外资金需求最多的时候有几段，一是农民必须支付租金和偿还借债的12月至1月；一是需要购买桑叶的3月至4月；一是需要肥料的6月至7月。在夏季，那些用光自己储存谷物的农民需要现金以购买大米和其他谷物。为了补偿这些花费，农民得在5月至6月卖出蚕茧、8月卖出豆类、10月至11月卖出谷物以换取现金。
除了季节性的短期和中期贷款，在如葬礼或婚礼等一些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农民还需要借大额的长期贷款。如果由于任何原因不能偿还贷款，他们有以下几个选择：违约拖欠、要求延期或者借新贷还旧贷。
因为背靠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长江下游地区比全国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的金融机构，1933年有95家银行和310家钱庄。尽管资源如此丰富，仍然不是由银行而是由个人和非正式机构来处理农村金融。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对江苏省50个县的统计，富裕农民（占总贷款的40.3%）、亲友（10.1%）、商人（8.3%）和地主（6.5%）是农村主要的债权人；当铺（26.2%）也是农村资金的重要来源。[41]
农民对此有自己的选择。费孝通如此解释他们获取贷款的策略：
物品、劳务和少量的钱可以不付利息，短期地向亲戚朋友借用。这种补贴的办法主要见于遇有暂时性亏空时，债权人相信借款人有能力在短期内还债。……但需要大笔款项时，向个人商借并在短期内归还常有困难。因此，兄弟之间或其他亲戚之间的互相帮助便不能满足需要。这样才产生了互助会。互助会是集体储蓄和借贷的机构……当农村资金贫乏时，从城镇借钱给农村是必然会发生的。农民向城镇里有关系的富裕人家借钱。其利息根据借债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疏密而异。然而，……农民和城里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有限，而且与农民有个人关系的人也可能没有钱可出借。结果城镇里便出现了一种职业放债者。职业放债者以很高的利息借钱给农民。[42]
费孝通的分析抓住了从村庄蔓延到城市的农村信贷之网。债权人居住得离村庄越远，其要求的利息就越高，贷款条件也更苛刻。
互助会在农村地区很普遍。各地叫法不一。在无锡，人们称之为“摇会”，在南通有“十友会”，因为每个组织由十个成员组成且持续十年。[43]一般说来，在会期存在的若干年里，互助会的成员一年相聚数次。[44]例如，无锡的村民，每年在售出蚕茧和现金到手之后，都要立即参加两次社会。每次开会，村民们要交纳固定份额的存款；由每个成员轮流收集（和使用）其他会员交纳的存款。第一个收集人是互助会的组织者。当他用完这笔钱资助自己的活动之后，他就成为互助会的借款人，每次开会时是他分期还款的日子，并且要交纳所欠的利息。最后一个会员在最后一个会期，也就是第十年，收集自己那一部分。这样，互助会就成为一种余款使用的模式。[45]
仅仅以经济上的理由吸引人们加入互助会是不够的。通过贷款和还利筹集资金，而不能提供一个具体的投资机会，则无法吸引村民。而且，当存款者轮到自己收集资金时，可能还没有找到将之用于谋利的渠道。由于这些原因，互助会常常在关系亲密的人们之间组成，比如大家觉得有义务互相帮助的亲戚或朋友之间。为葬礼或婚礼筹钱是被认可的资助请求理由。[46]传统上，农村居民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互助会。由于知道失去同仁照顾的危险，农民通常都会想方设法交纳自己那一份额。[47]
典当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信贷来源。1934年，江苏省大约有700余家当铺，其中36家在上海之外。对于那些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信用的农民，当铺是很有用的。当铺老板将自己80%的钱都借给农民，农民可以依赖这些当铺，因为当铺接受各种物品作为抵押。最常见的典当物品是农具、衣物、铜器，谷物也被接受。贷款条件肯定不会多么慷慨，当铺通常只提供抵押物价值60%的借款，并且要求每月2%的利息。[48]
农民也会使用一至三年的长期贷款，以应对不可预料的农业生产。使用长期贷款通常有几个原因。例如，一个农民在春天典当了某样东西，但无力在同年秋天赎回，他就会尝试一年后再赎。[49](www.xing528.com)
当农民需要较大的资金，他们被迫向村外去寻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常被要求抵押土地。他们可以每月2%的利息借到其土地价值40%—50%的钱，在一到三年的借期内，可以继续耕种抵押的土地。如果需要更多的资金，他们可以将抵押合同变成典。典意味着可借到高于普通抵押10%—15%的钱，期限从三年延长到十二年，大大长于普通抵押。在典期内，出典人保留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失去了土地的耕种权。只有在典权人的同意下，出典人才能耕种。在合同期结束后，出典人可以优先选择买回他的土地。但是，如果出典人没有足够的钱，就将不得不卖出土地，并同时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决卖）。[50]
土地的价值决定着农民可以借到的资金数额。自1911—1925年，土地价格上涨高达50%。[51]这一趋势在1926—1930年间一直持续（除了南通地区）。有几个因素决定了土地的价值，包括土地税、农村安全以及地租率。农产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尤其提升了土地价格。[52]这种情形令希望抵押土地的农民喜忧参半：较高的价格吸引了投资者，但是农民不得不承担更重的利息负担。一旦土地价格下跌，农民以任何利息都将借不到钱。
陷入困境的农村金融机构
农村家庭需要金融机构提供给他们贷款，并且能够等待他们卖出农产品挣到足够的钱再偿还。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和农村地区白银外流，传统的借贷安排受到严峻考验。
互助会充当了为农村居民提供中短期贷款的便捷信贷来源。然而，持续的农业萧条妨碍了许多农民履行对互助会的承诺。因为其会员无力交纳预定数量的存款，许多互助会停止了。[53]对资金的这种需求也吸引不了足够多的人去成立会社。因此，在穷困的农村地区，互助会消失了。[54]
同样，商品价格下跌使当铺很难再接受衣物、家具和农具，以及农产品等物品作为抵押。例如，当农民寻求贷款以便从1931年的洪灾中缓解过来时，当铺拒绝接受衣服。许多当铺调低了典当品的价格，有时甚至只有其原始价格的20%。在1931—1934年的三年间，江苏省361家当铺贷出款的总额下降了20%——从4000万元降到3200万元。[55]
虽然当铺通过限制他们支付的贷款数额努力争取生存，他们还是未能避免因物价下跌而招致的损失。如果客户赎回抵押的物品，他们还可以赚到利润，但一旦客户违约，他们只能卖掉典当品。从1932—1934年，违约贷款的数量增加了13%——从45000万增加到51000万元。而由于通货紧缩，当铺很难甚至有时就不可能以原始价格卖掉典当品。[56]例如，大米价格通常在秋天收获之后立即变低，但是在夏季却很高。正常情况下当铺能够从这种季节性差距中盈利。但1930年代初，价格的季节性波动停止了，因为廉价的外国大米可以常年进口。因此，如果当铺试图卖出未能赎回的大米，他们获得的价格可能只是同于甚至低于贷款额。[57]
许多当铺经营者发现很难再取得周转资金，这使当铺的困境进一步恶化。由于无法拿出必要的资金，当铺经营者就向富商和城市钱庄借钱，或者从富人那里募集存款。实际中，他们中大多数以2000—3000元的周转资金贷出3000—4000元，贷出款项是其周转资金的1.5—2倍。但是，随着人们将资金转移到城市，当铺就再不可能得到存款了。此外，钱庄遭遇大城市削减信贷，获取贷款变得更加艰难。1935年，江苏省典当改进委员会报告说，随着农村经济恶化且安全性变得更差，银行和商人不愿向农村金融投资，如果他们要投资，就要求当铺支付13%—14%的年息。尽管当铺向客户要求的利息通常是每年约20%，但付完周转资金的利息再筹借其他必要的资金后，当铺老板发现只剩下几个百分点的净利润。很多当铺歇业，其余的则宣告破产。为周转资金支付利息的负担，以及无法获取利润，导致典当业衰退。[58]
由于在村庄内找不到融资渠道，需要资金的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抵押给城市居民，即便这一选择会增加支付利息的负担，甚至导致失去土地的可能。随着农产品价格和土地价格开始下降，农民逐渐丧失了作为债务人的信用。[59]在1931—1935年间，农民收入下滑，耕地需求减少。实业部全国农业调查局农业经济科的作物研究员报告说，1933年，十五个省的耕地价格都低于1931年。其他六个省份或有增加，或保持不变。但由于这六个省份中包括通货已经贬值的四个南方省份，因而并不被认为具有代表性。此外，由于军事活动的存在，1931年的河南省土地价格尤其偏低，另外绥远省仅有几处被调查到。在十五个土地价格下跌的省份中，水田的平均价格指数，1932年为90，1933年为81（以1931年为基准年）；旱地价格降幅稍高。但是，作物研究员的数据可能没有反映出土地价格下降的整体程度，因为很多农民发现以任何价格都卖不出土地。数据反映的是土地所有者的卖出价，而不是买方的买入价。买方市场上的出价远低于土地所有者给出的价格。[60]
关于武进的数据也表明了1930年土地价格的急剧下跌。在1920年代，土地价格涨幅甚至高于农产品价格。1930年，土地价格比1920年高2.5倍。但是，1931年，跌了8%，1932年跌12%，1933年跌34%（见图4.3）。
根据对紧邻武进的宜兴县农村年长者的采访，1920年代，土地价格从70元涨到100元，之后，从1930—1934年，降到50元，下降了50%。[61]由于地价萎缩，土地不再被认为是取得贷款的安全保证。在武进和宜兴，一些债权人同意以低价抵押土地以降低金融损失的风险，但是现在他们不会再接受土地作为抵押了。农村的土地市场已经全面停滞。[62]
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和资金向中心城市的流动，令农村地区产生了严重的资金短缺，破坏了农村的金融机构。由于被剥夺了现金和贷款的来源，农民丧失了应对不幸的办法。
图4.3 武进土地价格指数，1912—1935年
来源：A.B.Lewis，Lien Wang：“江苏武进农村价格”，载《经济实情》（Economic Facts）第2卷第2号（1936年10月），页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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