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开始暴跌，也殃及中国市场。1930年后，中国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下跌。同时，世界各地都传来供给显著增加的消息。自从一战结束后，由于欧洲试图将产能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世界其他生产者也扩大产量以填补战时差距，因而产能过剩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世界农产品价格和供应指数（如果以1923—1925年为100的话）显示，从1925年底开始价格逐渐下降，到1929年10月降到约70的水平上；同一时期，库存增加了约75%。此后，价格下跌速度加快：价格指数1930年3月平均为58，1930年12月平均为38.9，至1932年底为24.4。[3]
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里，包括中国原棉、小麦、糖、丝以及大米在内的初级产品市场崩溃。中国既出口也进口农产品。从1910—1920年代，原材料及半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70%—75%。[4]食品和原材料价格的暴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的农产品价格。[5]此外，由于其他国家购买力的下降，中国的出口市场也受到影响。作为中国石油、矿石、丝绸以及各种动物产品重要市场的美国，遭遇了全世界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向泰国、法属印度支那、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以及马来西亚的出口，主要面向生活在那里的华侨，如今也受到经济萧条的冲击。[6]1931年，因为白银相对其他外国货币升值，使中国的农业部门更直接地暴露在了全球萧条之下。在外国市场，中国商品以当地货币计算要更昂贵。市场日益萎缩，而竞争又十分激烈，中国生产者不得不降低其出口价格。农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在1930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价格连年下降，且降幅明显：相对1930年的指数，1931年降幅为7.6%，1932年为10.5%，1933年为10.3%，1934年为14.1%。1935年创纪录地较1930年低35.7%。[7]
由于面临着外国进口产品的竞争，中国的初级农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也遇到了问题。虽然从1929—1931年白银严重贬值，但出于中国实行银本位制的缘故，原材料的进口价格并没有上涨多少，此类商品的进口降幅远低于其他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8]1931年下半年，因外国货币贬值，进口产品价格更显低廉，在与进口原棉、大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上的竞争更加激烈。缅甸、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大米出口国储存设施不足，每年出产的粮食必须在下一个收获季之前被消费出去。这些国家的出口供给愈发驱使价格走低。[9]除了1931年的长江洪灾使中国广大的稻米生产区遭到破坏，其余情况下，大量进口的粮食几乎足以取代国内产品，而本地生产的粮食据称也相当充足。[10]
主要商品市场都可以观察到价格下降。根据一份在14个省展开的调查，1931年1月（计此时价格指数为100）到1933年10月间，实际的小麦平均售价显著下滑。1932年1月，平均价格降至94，1933年1月降至82，接下来的10个月里，下降速度加快，到10月份降为63。这意味着，此时农民出售小麦所获价格仅为1931年1月的三分之二。不同地区会有差异。1931年8月的长江洪灾导致小麦减产，使1932年安徽、河南、湖北和江苏地区的小麦价格有了较大提高。但到了1933年10月，全国的价格一致，都呈大幅下降趋势。(www.xing528.com)
尽管洪灾给依数据解读长时段价格走势造成困难，但还是可以从1931年和1933年间的大米价格中看到同样的情况。1931年的洪灾重挫了安徽、河南、湖北、四川和江苏的稻米产区。1931年8月，大米价格开始上涨，并维持了一年的高水平。因为外国大米进口翻倍，国内产量增加，1932年的大米供给比1931年增加了15.1%。1933年，长江和淮河流域又一次发生洪灾，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农民得到的大米价格高于其他作物。到1933年10月，上述影响已经消失了。这时，农民所得大米价格仅为1931年1月的59%。[11]
原棉的价格也在下降，但与小麦和大米比，直到1933年都还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1931年洪灾之后，棉花价格上升，并反应在1932年的价格指数上。但到了1933年10月，除四川、湖北外，棉花价格都出现回落，比1931年1月低10%—20%。[12]
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意味着农民的现金收入正在减少。如果说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仅仅是由白银价值上升导致的，并且如果其他商品价格也同等下降，农民就不会因这些结果而遭受艰辛。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长江三角洲高度商业化的农村地区，农村部门贸易状况的恶化，其不利影响是最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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