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养蚕业
16世纪，长江下游地区成为中国首要的丝绸产区。太湖南岸的附近乡村是桑叶种植和蚕丝生产的中心。浙江湖州所产的辑里丝（或称七里丝，英文tsatlee即为“七里”的音译）是公认最好的蚕丝，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价格不菲。明末清初，养蚕和丝绸纺织业成为江南地区农业经济和商业化活动的重要部分。[76]当地农民在种植稻米之余，植桑养蚕、缫丝纺绸。
直到19世纪中叶，太湖南岸各县仍是中国的桑蚕中心。1850年代，法国发生了一场可怕的蚕瘟，生丝出口由1853年的433.3万担滑落至1865年的6.7万担。蚕瘟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和中东地区，使欧洲的养蚕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蚕瘟造成丝绸市场严重短缺，而中国能填补这个空白。1851年，上海出口了14486担生丝；两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上升到33034担；1854年，达到44430担，是1851年的三倍。
1860年代初，太平天国运动破坏了养蚕区和城市的丝织业。叛乱发生后，长江下游地区丝织业的传统分布有了明显变化。除了太湖以南的地区外，新的桑蚕中心出现在太湖北岸，如无锡和武进。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无锡从来没有生产过如此多的蚕丝，而到了1880年，每年可以生产2000担生丝，其中40%通过上海出口，其余供应本地的丝织业。[77]这种新产区出产的生丝叫太丝，不如传统的辑里丝质地优良。
1870年代和1880年代，国际市场发生重要变化。在需求方面，法国的桑蚕业一直没有从1850年代蚕瘟所带来的衰退中完全恢复过来，因此，法国增加了从海外的进口。美国丝织业的发展也增加了对生丝的需求。对于中国这一传统的国际市场供应方而言，这是刺激出口的一个机会。但多数时候，中国没有满足这些新需求。当丝织业从太平天国运动中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国内市场对生丝需求的增加使出口受到抑制。与此同时，日本的生丝出口却迅速增加。与日本生丝比，中国生丝粗细不均、韧性不强。1870年代和1880年代的国际市场上，日本生丝的声誉更好，于是中国生丝的价格就下跌。[78]要提高竞争力，必须改善生丝质量。不过，中国缫丝业的改革不是由中国商人而是由从事生丝贸易的外商发起的。
机械缫丝工厂的出现
外商在上海建立机器缫丝厂，为海外市场生产高质量的生丝。1862年，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mpany）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机器缫丝厂——纺丝局（Silk Reeling Establishment）。这完全是一家欧式工厂，开始有丝机100台；1863年又增加了100台。该厂由一个曾在意大利经营缫丝厂的英国人管理。发动机、锅炉和卷轴机由香港制造。另外，雇用法国的女技师训练中国女工。
纺丝局的产品销往法国，声誉不错，售价也高。然而，这家工厂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尤其是不能得到充足的蚕茧以保证连续生产。这个问题既有技术性因素又有政治性因素。新鲜蚕茧容易变质，难以长时间储备大量蚕茧。蚕茧一旦从农村收购过来，工人们就必须尽快缫丝。蚕季结束时，丝厂也就不得不停产。工厂还遭遇中国官员和当地丝商的抵制，他们认为它购买蚕茧对当地的丝织贸易是一种威胁。纺丝局无法克服上述困难，终于在1870年关闭。[79]它的失败突显出从农村地区获取蚕茧的困难性。
纺丝局关闭后，只有少数几家小缫丝厂得以维持，但都好景不长。上海第一家成功的缫丝厂是由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创办的旗昌丝厂。虽然这家缫丝厂在1878年建立时只有50台丝机，但在1880年就增加到150台。后来它改名为宝昌丝厂，到1891年拥有850台丝机。[80]另有几家外商缫丝厂也获得了成功。1882年怡和洋行开办了它第二家缫丝厂——上海纺丝局，后来改名为怡和丝厂，拥有200台丝机。到1894年，上海已有四家缫丝厂。
外国缫丝厂并非都是外商独资。例如，怡和就是40%的外资和60%的中资。瑞纶为中德合资企业，公和永丝厂是在英国公司公和洋行名下注册的。由中国商人出资创立和经营的乾康丝厂，隶属于一家法国公司。参与丝织业的外商公司买办和中国丝商喜欢有个外国名头，这样可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干涉和享受治外法权。[81]
1882年，一个名叫黄佐卿的湖州丝商在上海开办了第一家自主全资的缫丝厂。此后十余年，到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政府开始支持现代工业发展，才有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正如棉纺工业一样，许多中国企业家选在在上海建立丝厂。到1894年上海有10家缫丝厂，1898年增加了三倍，总数达到29家。与此同时，从前产权归于外商的丝厂也转入中国商人名下。除怡和丝厂之外，其他都属于中国商人。[82]
但直到1906年，城市丝业的发展仍受制于几个因素。其一是资金问题。建立一个工厂需要大量资金。许多缫丝厂都把大笔资金用于添置设备，进口新的意大利缫丝系统（tavelle system），生产规模也颇大。一位研究中国江浙地区蚕桑业的日本观察家在1891年指出，过于巨额的厂房和机器投资风险高、回报小。[83]
蚕茧的供应也成问题。在1890年代至20世纪头几年，丝厂主遇到了和当年纺丝局同样的难题：他们得不到足够数量的高质量蚕茧。尽管长江下游盆地是主要桑蚕区，但提供给城市机器缫丝厂的蚕茧有限。在太湖南岸传统的养蚕区，农民们把多数蚕茧留下为自己手工缫丝用。农村传统的手工丝织业令城市新建的缫丝厂在收购蚕茧上遭遇困难。只有像无锡、武进、江阴等太湖北岸新的养蚕区为上海的丝厂供应蚕茧。无锡与上海水路相连，交通便利，遂成为供茧的主要中心。[84]1850年代后期，当地农民开始从事桑蚕业，但他们发现自己不能缫出能卖高价的优质丝。因此，他们选择专门为城市缫丝厂养蚕。[85]甲午战争后，城市丝厂的蚕茧需求猛增，尽管太湖北岸新桑蚕区的产量有所增加，但需求还是远远超出了供给。于是，在短短几年内，蚕茧的价格就增加了一倍多。[86]
机器缫丝厂的发展，1905—1908年(www.xing528.com)
资金和蚕茧供应问题大致在20世纪头几年得到解决，城市丝业由此迎来迅猛发展。1906年后，丝厂的数量和产量都增加了（见表2.2）。
表2.2 上海和武进的丝厂和丝机年平均数，1890—1930年
来源：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611—613。
工厂租赁制度（租厂制）提供了一种减少开厂成本的途径。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企业家把工厂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丝厂的所有者，也就是产业主，修建厂房，装配设备，然后把它租给丝厂营业主，后者生产生丝，用所获利润支付工厂的租金。鉴于缫丝业的不稳定性，产业主更喜欢向营业主收取固定的租金。营业主虽然肩负风险，但能用有限的资金启动自己的生意。租厂制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的商业萧条中，一些丝厂的产业主不得不出租他们的设备。产业主并不局限于像丝商、西方贸易公司的买办这些行业中人。一些常驻商和钱庄也建设丝厂以供出租。租厂制先是在上海出现后又传到无锡。到一战前，上海55家丝厂有44家（80%），无锡15家丝厂有10家（66%）是租营性质。[87]
为了保证足量的蚕茧，茧行在农村中心地区建立起来。茧行从当地农民手中购来蚕茧，在烤箱中烘干，然后船运到上海储存，在那里抽出蚕丝。茧行须经官方特许才能经营，往往因垄断一方而获利。[88]多数茧行为当地权贵所有。建一个茧行，平均费用约2—3万银元，大的可能需要6—7万，小的也需要1万。早期，有些茧行为丝厂所建，但这种运作方式并没有继续发展。例如，1930年，在1318个茧行中，大约只有10%为丝厂所有。丝厂不得不为此增加额外费用支付给茧行业主，但依靠这些当地精英，丝厂获得了稳定的蚕茧供应。
丝厂的生产能力与出口增长相当。1894年，厂丝首次与手丝分开单独计算，白厂丝仅占白丝出口总量的7%。但是随着厂丝的快速发展，到一战前夕，这个数字是55%，到1920年代早期，这个数字上升到60%。法国在一战结束前一直是中国丝的主要进口国。1906—1919年间，厂丝占出口法国的中国丝总量的59%—72%。[89]法国要在手织机上织出质地精良的丝织品，必需用细线丝，中国丝尤其从无锡茧中抽取的丝完全符合这一要求。[90]
战后中国缫丝业的挑战，1919—1930年
一战结束之后到1930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缫丝业保持发展，丝厂数量和丝机数量都在增加（见表2.2），产能随之增长。无锡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丝业中心。[91]1904年，上海的一个买办周舜卿在他的老家无锡东泽镇成立了无锡市第一家缫丝厂。1909年，另一个上海买办薛南溟在无锡开办了锦记丝厂。[92]继这两家之后，在1904—1919年之间，又有11家丝厂相继开办，共有丝机3620台。一战之后增长加速：从1919—1922年，8家丝厂成立，共有丝机2600台。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又涌现了18家丝厂，共增加丝机3946台。这样，到1928年，总产能计有37家丝厂，10166台丝机。[93]
虽然经济萧条中有不少丝织厂停业，但总体生产能力的提高使繁荣期保持了一段时间。生丝出口数量和总值都持续增长。比如，据文献记载，1922年上海67家丝厂中有64家盈利，盈利率从2%—15%不等。[94] 1925年和1926年是最好的年份；上海的一些丝厂纪录表明，利润可高达100%。[95]
但是，一战之后，中国养蚕业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战后年代，法国对生丝的需求萎靡，中国丝厂只好向美国寻求新的市场。上海销往美国的蚕丝占蚕丝出口总额的百分比，从1900年的15.7%升到1910年的25%，1920年升至32.9%，1925年则达到44%。19世纪末期，美国就成为重要的生丝消费国，进入20世纪前则已是最大消费国：美国生丝进口总量超过3100万磅（约23.3万担），约占国际生丝贸易的60%。到1920年代末，美国每年进口生丝总额达45万担。
中国丝厂打入美国市场并不容易，因为那里原本被日本生丝所占领。自19世纪晚期以来，日本向美国市场而不是欧洲市场供应生丝——美国使用机器织布机，要求使用标准的生丝，日本生产的生丝虽然品级不高，但均匀而有韧性，更符合美国市场的需求。中国能够供应的是传统欧洲市场需要的细纱。
中国丝厂与日本同行的另一个不同是机器的使用。中国进口欧洲风格的蒸汽缫丝机。尽管投资这些昂贵的钢制机器有风险，但租厂制使一般人能以较少的资金开展缫丝业务。这种管理方式使中国丝厂能为欧洲市场生产生丝。但是，中国丝厂不能经常地更新进口机器，因此技术陈旧落后。相比之下，日本改进欧洲技术使之适合本土需要，缫丝技术更加复杂而多样化。一些人采用蒸汽机，另一些人使用水力机器。丝厂多是小规模的，大多不到100个丝盆。这种技术和企业经营上的灵活性使日本丝厂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96]
为了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丝厂需要提供符合美国质量标准的产品。1920年代后期，丝厂尝试几种方案以提高质量，比如在丝厂增加额外的丝机，检查出口生丝的质量，但收效甚微。更糟的是，战后蚕茧质量变差。不断攀升的茧价诱使无锡、武进和宜兴的蚕农在现有桑叶供应的条件下饲养更多的蚕。这样做增加了蚕茧数量，却牺牲了质量。[97]结果，中国蚕丝很难大举进入美国市场：在1920年代，中国蚕丝在美国市场上所占份额大约在10%—20%之间，而日本是70%—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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