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长江三角洲地区早在元代（1279—1367）就成为主要棉产区。明代（1368—1644），棉纺织手工业伴随棉花种植而发展起来。江南布匹售往满洲和整个中国本部。纺纱织布的活动绝大多数在私人农户家中进行。到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已经变得高度商业化，农民们专门种植棉花和从事棉纺织手工业，然后再从长江上游地区购买大米。[49]
通常，农民们除纺出自己织布所需的棉纱外，会将剩余的原棉出售。对于他们来说，致力于种植棉花和织布更为有利。因此，棉纱的供应就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棉纺业的瓶颈，并阻碍了纺织工业突破有限的生产量。
1842年中国开设通商口岸后，在华英国商人就尝试输入机织的英国棉布和棉纱。但是，他们打入既有市场的努力不太成功，主要是英国棉织品不适合普通中国人的需求。[50]英国棉布太薄，而中国农民更喜欢保暖耐用的衣料。只有富有的城市居民才买得起英国棉布；农民喜欢手织的土布。同样，英国棉纱比20支纱还要细，对于手工织布来说太细了；而家用手纺棉纱要比12支纱粗。[51]
1870年代，中国开始大量进口机纺棉纱。尽管经常被冠以洋纱或西洋纱，但它的产地是印度而不是英国。1860年代，由于美国内战，全球原棉的供给量减少。棉花原料的不足严重影响了英国的棉纺工业，随之上涨的棉价迫使英国政府鼓励从殖民地印度进口棉花。印度原棉的产量迅速增加，所获利润又投资到纱厂上。长期以来，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因着鸦片贸易的经验，印度主要的出口商，比如沙逊集团（the Sassoons），极大地推动了印度对中国的棉纱出口。[52]印度原棉纺成的棉纱对于印度本地的手纺业来说太粗，它们主要生产的是平纹布和白棉布等细织布。
但与英国同行不同，印度的棉纺工业在中国发现了巨大的市场。印度机纺的粗纱结实耐用，深受中国农民喜爱[53]，加之其价格低廉，足以和中国本土的手纺棉纱竞争。1874—1892年间，印度棉纱的价格稳步下降。在1873—1895年世界经济萧条期间，工业品价格跌落。但由于白银价格也在下降，因此中国从金本位国家进口货物的价格并没有降低。当时印度和中国都使用银本位，进口印度棉纱并不受汇率影响。铜对银的高比价也助长了印度棉纱的渗透。1870年代中期，铜的价格开始上升，并在1890年代中期加速增长，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04年。印度棉纱进口时候是用白银价格计算的，但在地方出售时候是使用铜币计价。[54]相对白银价格来说，1890年代之后，尤其是1899年印度采用金本位之后，印度棉纱的价格是上升了。然而，以铜币计算的棉纱价格因铜对银比价的持续上涨而保持相对稳定。在上述环境影响下，大致在1870—1904年间地方市场上印度棉纱的零售价格呈下降趋势。[55]中国进口印度棉纱迅速激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进口棉纱的总价值（417万英镑）超过了长期在中印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鸦片进口总价值（357万英镑）。[56]
印度棉纱最早进入南方和西南诸省，如广东、福建、广西、贵州和云南。这些地区的人们原来是从长江三角洲购买棉布，现在他们购买便宜的印度棉纱自己织布。同样，北方和东北各省也开始购买印度棉纱来织布。这些地区的农民以前从不自己织布，因为手纺纱在极端干燥的气候里太不耐用。用印度棉纱为经线、国内手纺纱为纬线，中国农民织成一种新土布。传统棉产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很迟才接受印度棉纱。即使手纺棉纱需要更多的劳动且产量有限，他们也不愿意花钱购买印度棉纱。然而，为了继续向其他地方销售布匹，他们不得不设法降低成本。从1885—189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部分农民放弃了效率低下的手纺纱，转而购买印度棉纱。[57]他们虽不再纺纱，但继续织布出售。不过，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种植棉花，只是仅种植少量供自己消费。这样，印度棉纱就改变了中国棉织品的生产和消费。
中国纱厂的出现
作为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进口替代项目，棉织品的机械化生产始于1890年代，用以抵制1880年代以来印度棉纱进口的迅速增长。但是，直到1895年，中国的棉纺制造业才开始发展。《马关条约》保证了日本和其他外商在中国建厂的权力。这触动了中国商人的爱国情怀，同时在政府的鼓励下，他们开始着手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其中就包括纱厂。在1896—1899年间，有8所纱厂建立起来，产能从1895年的174564锭上升到1899年的336722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开始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纱锭存量161084枚，占该地区总数的48%，无锡10192枚，苏州18200枚，南通20350枚（纱厂的数目参见表2.1）。[58]
表2.1 纱厂的数目，1890—1931年
来源：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页327—40；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统计史料》，页1。
作为城市棉纺业发展的一部分，农村地区同城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紧密的城乡关系同时塑造了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工厂从通州地区（南通、海门、启东和崇明）、太仓—嘉定地区和上海地区（上海、宝山、川沙、南汇、松江、青浦和奉贤）获取原棉。产自通州地区的通州棉，因其纤维结实、质地均匀，在上海原棉市场拥有很高声誉。产于上海地区的棉花质量比较差，售价相对较低。所有这三个地区出产的短绒棉适合纺成粗纱。[59]为了和印度棉纱竞争，这些纱厂需要附近地区短绒棉的充足供应。讽刺的是，正是与内地的密切联系使他们处于竞争劣势。
1895—1904年中国棉纺业的发展。中国市场对粗纱的需求不是无限的。就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840年，国内手纺纱产量约610万担（一担相当于133.33磅）。其中，290万担（47.5%）用于自足性的织布制衣。剩余320万担棉纱（52.5%）织成布匹向市场出售。[60]农民不会购买机纺棉纱来制作自穿用的衣服。但用机纺棉纱可以制作大量质量更好的衣服。因此，对用于市场生产的这320万担来说，农民有足够的动力去使用机纺棉纱。早在1899年，包括进口的和国内生产在内的机纺棉纱的总供给量已达到371.4万担，超出了预计的需求。
尤其是头十年经营中（1895—1904），棉纺厂遇到了种种困难。粗纱的市场需求有限，中国纱厂不得不面对与印度和日本进口棉纱的竞争（见图2.2）。相对于银价的高铜价又降低了中国国内市场上国外棉纱的进口价格。为了与印度纱竞争，中国纱厂与国内布匹经销商（布庄）订立合同，赊给他们棉纱；这些商人把棉纱分送给农民，织成布匹，再由商人收购回来；当商人把布出售之后，纱厂才收回货款（这种做法叫做“放纱收布”）。[61]用这种办法，中国纱厂设法撑过了从1898—1904年这入不敷出的五年。
1904年，相对白银而言铜价急剧下降，这对中国纱厂是有利的。那一年，以印度棉纱为主的进口棉纱数量较之十年前增长了七倍，不过进口量也从那一年开始下降。[62]得益于铜价下跌，中国纺纱企业占国内市场的份额开始扩大。[63]总体上，从1899—1919年，机纺棉纱的供应总量大约仍保持在400万担，只是这时期中国棉纱的比重增加了。但是，直到1920年代，局面始终是中国、印度、日本共同竞争中国农村市场有限的粗纱需求（见图2.2）。
图2.2 机纺棉纱在中国的市场份额，1880—1930年
来源：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页294—296；丁昶贤：“中国近代及其棉纺工业设备、资本、产量的统计和估量”，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6辑（1987年4月），页87—89；萧亮林（音）：《中国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页86。(www.xing528.com)
注：赵冈、陈钟毅给出的数量单位为包，图中数据已经根据1包= 3担的比率换算成担。中国出口棉纱已经从国内产量中扣除。
由于原材料占成本的80%，并且中国纱厂主要依靠本地的棉花供应，所以原棉价格决定着纱厂的利润。地方棉花价格明显随着年产量而波动。另外，中国原棉市场与包括美国、印度、埃及和中国本地在内的国际原棉市场紧密相连。就粗纱来说，中国纱厂购买印度棉花来补充国内原棉的不足，仅进口少量适合纺细纱的美国长绒棉。[64]然而，美国对中国棉价的影响主要出自日本对国际棉花市场的需求。虽然日本生产棉产品，但却不产棉花。当美国原棉价格抬高时，日本的纱厂和商人就会大量购买中国原棉，从而推升中国的棉价。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的棉价响应了美国棉价的变化。[65]
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棉纺织业已经紧密关联起来。所有这三个国家的棉纺业都消费印度和中国的原棉，日本和印度生产粗纱供给中国农村市场。在这三个国家的激烈竞争中，金本位的日元和卢比与银本位的中国元之间的汇率波动起到了关键作用；汇率的变化既影响进口棉纱价格同时也影响出口原棉的价格。
一战期间和战后，棉纱需求和原棉获得方面都利于中国工业，中国纱厂遂走向繁荣。国际局势大体上也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有利因素。一战的爆发使银价50年来头一次大幅上升。不过，随着西方国家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进口货物价格也上涨了，其中大多数是工业品。国内市场上，中国棉纱和印度、日本棉纱相互竞争，进口价格的上升也自然抬高了国内市场价格。
五四运动也令中国纱厂所占市场份额得以扩大。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等口号的影响下，低于20支的日本粗纱在中国市场上几乎全部消失了。[66]高涨的民族主义也给棉纺工业带来了繁荣，生产规模明显扩大。自1914—1922年间，有49家工厂建立，其中39家都是在1920—1922年间开张的。仅在棉花工业中心的上海地区，就有15家新厂成立。[67]在短短一年半内（1919—1920），纱锭的数量增加了883700枚：24家新建工厂拥有416 800枚，另有23家工厂在纺机上新增了466900枚纱锭（见表2.1）。[68]
尽管不能取代更细的日本纱（大于20支），但中国纱厂成功地抓住了日本人曾经统治的粗纱市场。中国棉纱供应在1931年只占国内市场的1 /3，但战后达到了70%，甚至在1921年达到了约90%（见图2.2）。
纱厂利润基于生产成本（主要是原棉购买开支）和销售价格之间的差额。1919—1921这几年，中国棉业进入了“黄金时代”。1918年和1919年中国喜获棉花丰收，充足的原棉供给使价格保持在低水平。通常，中国出口原棉几乎80%被日本购买，但在1919年，白银汇率的上涨和印度棉花大丰收使印度棉更加廉价。结果，日本纱厂转而从印度购买原棉，将从中国的进口降低了25%。这导致中国国内市场上原棉泛滥，价格持续低迷。1919年，棉纱价格上升到每包41.5两，而原棉下降到每担2.75两。在“纱贵花贱”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纱厂可获得高达每担50.55两的利润。[69]
新纺织品市场与日本的挑战，1926—1931年
在景气的年头里，中国棉纱产量从1913年的140万担上升到1922年的500万担，超过了据实际估算的供应农村市场所需的400万担。而且，市场对粗纱的需求减少了；由于机械织布在战后的农村地区得以立足，这些织布机以及城市纺织厂的产出便取代了传统的土布，机织布需要更细的棉纱，通常要大于20支，有时需要36支或42支。用这样的纱线织成的布又宽又薄，而且耐用。中国人管这种机织布叫“改良土布”，这表明人们认识到它比传统手工纺织品更为精良。但却是日本工厂而不是中国工厂能满足这种新生需求。[70]
就如印度的棉纺工业一样，日本纱厂最先是向中国市场出口粗纱。当成本增加迫使日本企业退出粗纱市场后，日本的贸易公司转而向中国出口大于20支的细纱。直到1916年，向中国出口的日本纱平均支数仍低于16，但1917年就超过20支，1919年达到26支，最终达到1924年的29.5支。[71]但是，日元对中国白银高汇率妨碍了日本纱的出口。1925年前后，日本对中国的细纱出口几近停滞。鉴于此，日本企业开始在中国建厂，以避免汇率的负面影响，并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获利。1920年代初，在华日本棉纺厂（“在华纺”）迅速增加，截至1924年，共有35个纱厂，拥有纱锭1062288枚，较1919年增长3.7倍。到1930年，日本在华纱厂数量达到39个，拥有纱锭1593000枚。[72]其中大部分在上海（26家纱厂，1109316枚纱锭）。日本在华纱厂专门生产一种适合机织布的超过20支的细纱。1920年，这种细纱的平均支数是16.8，1925年是19，1927年是21.7，1931年是27.1。[73]由于中国短绒棉不适合生产细纱，日本纱厂就从美国进口长绒原棉。进口数量无案可查。但是，考虑到日本纱厂在细纱市场中占据优势，那么很可能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他们进口了大量美国棉花。
日本纱厂还生产布匹。在1924—1930年的6年里，日本纱厂的织布机增加了一倍多。其产品在中国北方找到了市场。通过纺纱和织布，日本企业加强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74]
自19世纪晚期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用当地的原棉纺粗纱。1920年代中期，来自农村手工织布业的需求最大程度地停滞下来；相反，适合机器织布的新兴棉纱市场却兴旺起来。这种发展迫使中国转产适合机织的细纱。1920年代晚期，申新和永安等地一些较大的中国纱厂试图学习日本纱厂，但这样做需要购买新的机器设备并找到合适的原棉供应。[75]长江三角洲生产的原棉数量不能满足该地区日益增长需求，而且因是短绒棉，只适合纺粗纱。纱厂不得不去中部、西北部以至美国另寻合适的原棉。大部分中国纱厂承受不起这样的生产成本。于是，直到1930年代初，上海和长三角的其他城市的纱厂所需的原棉仍有约60%来自周边的内地农村。因此，大多数中国纱厂仍继续生产粗纱。
* * *
在20世纪初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棉纺织业利用临近棉花产区的优势发展起来。城市纱厂适应短绒棉供应为国内市场生产粗纱。即使在日本和印度同行的激烈竞争下，中国纱厂还是扩大了粗纱市场占有份额。只是到了1920年代晚期，随着粗纱需求出现饱和，中国纱厂才发现必需转产以扩大细纱市场份额，后者已被日本企业垄断。因为当地原棉不适合纺细纱，购买新机器又花费巨大，中国纱厂很难实现转产。不久，当作为粗纱主要买方的农村地区开始感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时，中国纱厂所面临的需求萎缩要比日本纱厂严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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