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下的长江三角洲纺织业

全球白银贬值所引起的汇率下降和物价微涨，对19世纪晚期到1931年的中国经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中国最初的工业化浪潮就发生在这种环境之下，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背景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直到1931年，白银价格一上升，中国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就立即陷入严重危机之中。本章主要考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工业化。

中国的现代工业萌芽于1890年代或更早一些。^[32]据罗斯基（Thomas Rawski）估计，1912—1934年中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是9.4%，超过了日本（6.6%）、英国（4.4%）、俄罗斯（苏联）（7.9%）。然而，正如罗斯基认为的那样，工业化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不甚清晰。相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1933年，工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农业占到了60%。^[33]另外，还需注意工业增长的区域性。现代工业和服务行业过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上海和长江沿岸的一些城市。

学者马德斌（Debin Ma）近来估算出，1933年，长江下游（江苏省、浙江省）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2%，农业产值占全国的15%，手工业产值占32%，工业产量占57%。该地区还拥有占全国65%的金融服务业和包括水、电、天然气在内的57%的现代公共服务业。^[34]仅上海一地的制造业产量就占全国的40%，它的工业在1895—1936年间以9.5%的年增长率迅速发展。^[35]江苏省的工业产量约占中国本部的13%（不包括满洲）；仅次于上海和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排名全国第三。像无锡和武进这样在沪宁铁路沿线的工业城市，二者的工业产量占到江苏省的79%。南通虽然位于长江北岸，但生产了江苏省36%的棉纺品和8.9%的面粉，进入了江苏省工业中心的行列。^[36]因此，1933年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中国平均数的60%，也超过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和满洲的40%—50%。^[37]鉴于中国工业分布的不平衡性和资源多样性，与其从整个经济还不如集中考查这几个地区，来揭示中国工业化的关键动力。下面，我就来探讨长江下游地区工业增长的几个方面，尤其是对照着20世纪白银价格下降和轻度通货膨胀的大背景。

基于以下原因，我把考查重点放在棉纺业和缫丝业。首先，它们是这个地区的龙头产业。由于轻工业是现代机械化制造工业的主导力量，这两个产业的重要性因此不言自明。例如，1933年，在江苏省27家主要工业企业中，棉纺业占总产量的43.87%（8 662.9万元），缫丝业占9.37%（1851.4万元）；分别占第一位和第三位。^[38]这两个产业是该地区工业发展的引擎。

其次，这两个行业的发展面临着亚洲其他国家纺织业的激烈竞争。近来，有日本东亚经济史学者强调，19世纪中期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开放通商口岸，不仅使西方人能够到亚洲旅行，而且还可以整合亚洲经济。“自由贸易”制度尽管为西方国家所强加，但亚洲商人和西方商人一道，使亚洲贸易大大发展起来。据学者杉原薰推算，1883—1913年，亚洲国家向西方国家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3.8%，进口的年增长率达到4.2%，几乎与同一时期世界贸易年增长率相当。1913年，亚洲与西方的贸易总值为21506万英镑，亚洲内部的贸易总值为16730万英镑。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1883—1913年亚洲内部贸易增长率估计达到5.5%，高于亚洲与西方的贸易增长。^[39]

由于贸易增长，在价格和质量上国际竞争更趋尖锐。对于工业化刚刚起步的亚洲国家来说，如何应对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成了最大的挑战。中国的棉纺业和缫丝业也不例外。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日本和印度的产品与中国产品展开竞争。同样，在欧洲和美洲市场上，中国缫丝业也面临日本同行的竞争。通过考查这两个行业，我分析中国工业增长与亚洲其他国家工业化的关系。在这方面，因白银价格下滑所引起的利率下降，既对面向国内市场的棉纺业，也对面向国外市场的缫丝业产生巨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第三，长江下游的棉纺业和缫丝业与农村紧密结合在一起。城市工厂从周边农村地区获取大部分原材料。上海、宝山、川沙、南汇、松江、金山、青浦、太仓、嘉定、南通、海门、启东和崇明的棉花产区，为上海、无锡、武进、太仓和南通的纺织厂提供原棉。^[40]1933年，江苏省棉纺厂所需原棉有60%来自于上述地区。^[41]由于缫丝业主要在上海和无锡，太湖北岸和浙江绍兴的农村地区，成了主要的蚕茧供应地。从1910—1926年间，从江苏和浙江输往上海市场的蚕茧，超过一半来自于无锡、常州、江阴的农村地区。^[42]

城乡一体化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传统的农业部门如何影响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43]长江下游的传统经济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尤其是与前现代的欧洲经济两相比较。历史上，长江三角洲又称江南，以经济发达闻名（这里的“长江三角洲”，特指长江下游地区上海、无锡、南通等工业城市以及城市周边农村地区，见图2.1）^[44]。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很多农村家庭同时经营各种各样的副业，以获得额外的收入。棉织品和丝织品是两项主要的手工艺品。农业生产与农村手工业紧密相联。棉花产区的农户，种棉、纺纱、织布；桑蚕区的家庭养蚕、缫丝、织绸。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关于这个地区经济高度商业化的文章中指出，18世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准，与同时期的西欧、北欧居民不相上下。^[45]基于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王国斌（R.Bin Wong）通过对长江下游地区的个案研究提出，在近代早期，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水平旗鼓相当。^[46]李伯重（Li Bozhong）在新出的两本著作中对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14—19世纪）停滞不前的观点提出挑战，论证了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业领域，当时中国的技术和生产力都得到了改进和提高。^[47]因为侧重于对18世纪前中国和欧洲经济的轨迹进行比较，彭慕兰和王国斌对19世纪中期以后的状况并没有深入挖掘。下面，我将在这些有关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最新研究的基础上，来考查19世纪末期以来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商业化以及商品的市场化如何影响了城市经济的模式。像李伯重一样，我也认为，19世纪中期长江三角洲发达的农村经济有助于该地区在20世纪初迅速工业化。^[48]然而，1910年代之后国际竞争加强，加之城市纺织业和本地区农业部门的关系密切，城市纺织业随时调整以适应变动的商业环境的能力受到了限制。

图2.1 长江三角洲地区（民国时期）

来源：摘编自张心一：《各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统计月报》第2卷第7号（1930年7月），页45。

现在，我就在我的分析视角之下，来考查现代纺织工业的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