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银本位货币体系

早在13世纪，白银就是中国货币体系的基础；纸币，以及随后的未铸成银币的银块取代铜币，成为本位货币。这种转变是逐渐的，铜币仍然继续流通。因此，明清时期的中国货币体系是以“平行本位制”为特色的。银块和铜币有不同的用途：昂贵的白银用作批发生意、长途贸易以及缴税的支付手段，而铜币则用于零售交易。^[1]

在17、18世纪，中国已经习惯于用诸如丝绸、陶瓷、纺织品来换取白银，尤其是从美洲新大陆获得白银。^[2]由于有稳定的白银供应，中国政府财政和各省之间的交易开始依赖于白银。然而，19世纪初，从印度输入的鸦片与日俱增，国际上对中国丝绸和茶叶的需求下降，与此同时，来自拉丁美洲的白银供应逐渐减少，导致那种17、18世纪中国相对欧洲白银价格较高的情况消失了。因此，自1809—1856年，中国眼睁睁看着白银净外流，这对国家的冲击是毁灭性的。国内，因银价上升使税负加重而在整个帝国引发社会动乱。国际则因抵制大英帝国的鸦片贸易而最终引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1842年。^[3]

白银外流和鸦片输入是众所周知的事件。但相反，19世纪中叶之后，国际银价下跌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迄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929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甘末尔（Edwin Kemmerer），应国民政府之邀考查中国的货币和银行系统。在此之前，作为一名货币和银行专家，甘末尔绰号叫“钱博士”，曾经率领财经使团出使哥伦比亚、智利、波兰、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在1924年曾受命提交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甘末尔通过比较发现，中国的货币体系迥异于美国、欧洲、拉丁美洲诸国。他在最终调查报告中重点指出中国货币体制的特殊性在于：“如果说存在一个法国的或英国的或美国的货币体系，那么严格来说，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货币体系。”^[4]实际上，中国的货币体系不仅不同于别国，并且还相当复杂。例如，中国没有由中央银行发行的唯一国币，而是各种货币在全国流通。

20世纪早期的中国货币可以粗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硬币、纸币、银锭（银两），尽管这三种货币形状、用途、流通区域不同，但相互有着密切的联系。^[5]

硬 币

硬币种类似乎举不胜举，币制各省有别，乃至一省之内也会有不同。硬币主要有三类：银元、小洋和铜币。

银元 银元又叫“大洋”，是中国流通最广的银币。在国外，它被视作标准的中国硬币（见图1.1，该图基于1929年甘末尔调查绘制）。除了东三省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即原来的奉天）外，大洋通行全国。这些银元有的在国内铸造，有的由国外币厂铸造，只是在重量和含银量上略有差别。

银元出现于17世纪初，那时候中国用货物换得国外的白银。从18世纪早期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携带大量白银，来中国广州购买茶叶。这些白银大多是西班牙银元（本洋），上面铸刻有查理三世（1759—1788年在位）或查理四世（1788—1808年在位）的半身雕像。19世纪早期，美国帆船也驶入广州，用西班牙银元购买中国茶叶。虽然流入中国的西班牙银元在增多，但更多的白银，而且多数也是西班牙银元，从中国流向孟买，在那里换回中国需求日增的鸦片。

纵观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西班牙银元渗透到中国内部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诸省。直到1856年，西班牙银元还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通行。但到了1840年代初，西班牙银元停造，本洋的供给就枯竭了。

图1.1 银币在中国的流通

来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财政设计委员会：《中国逐渐实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附录E。

其结果是中国本地银币价格平均猛涨了20%—30%，这给商业带来严重的混乱。在这次货币危机中，墨西哥和一些南美国家（如玻利维亚、智利、秘鲁）的银币从广州进入中国。其中，墨西哥银元（鹰洋，亦称英洋）取代了西班牙银元。其实，西班牙银元也曾在墨西哥制造，后者直到19世纪初都是前者的殖民地。1821年，墨西哥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墨西哥从1824年一直铸造墨西哥银元，直到1905年实行金本位制为止。由于墨西哥银元含银量高、质地均匀并且信誉良好，因而得以广泛流通。截至1870年，它已被美洲、西印度群岛（太平洋上的岛屿）、日本和乃至亚洲大部分地区所采用。墨西哥银元在中国广泛流通，甚至迟至192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仍在使用它。

在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先后渗入大英帝国的亚洲殖民地后，伦敦政府曾试图用英国银币来取代它们。1895年，英国政府铸造英国银币，用于英国海峡殖民地和香港。随着金本位被引入英国海峡殖民地，到1906年，新的货币在那里取代了英国银币。^[6]然而，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英国皇家铸币厂仍大量铸造英国银币，其中大部分被中国吸纳。由于英国银币的成色和1866年在香港铸造的银币相同，因此，它在中国还叫香港银元。英国银币（香港银元）与墨西哥银元一道，成为北部中国最通用的货币。

另外，还有两种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日本银元和西贡元。如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直到1860年代，大量的墨西哥银元仍在日本流通。1871年，新成立的日本维新政府下令在大阪发行新银币。1871—1897年间，超过16500万元的银币被铸造，其中11000万运往海外。在1895年英国货币出现之前，日本银元是海峡殖民地的主要通货，而作为日本银元的竞争对手，墨西哥银元则被广泛使用于中国、朝鲜、法属印度支那（译者按：指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和泰国的主要港口。1897年，日本采用金本位制，废除日本银元，但日本银元并未在海外消失。日俄战争（1904—1905）使日本在关东租借地及其毗邻的满洲地区获得立足点，壮大势力。日本银元尽管流通量不大，但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交换媒介，作为纸币的基础和结算货币的一种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贡元主要在云南流通。在印度支那，西班牙银元以及后来的墨西哥元和当地货币一起流通使用。1863年，在印度支那成为法国殖民地的一年后，法国政府推动法国法定货币在当地的流通。然而这项措施失败了，因为印度支那的大部分贸易是与香港、新加坡和中国进行的，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法币既很少见也不被接受。1885年，法国开始铸造殖民地银币，即新的西贡元。不过由于它的含银量比墨西哥元高，因此在头十年里，西贡元很少进入流通，而是被存起来或熔铸掉。1895年减少了含银量之后，西贡元才广为流通，不仅在印度支那，而且也在印度支那的贸易伙伴中国东南部地区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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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国银币大量流通，但直到19世纪，中国政府还没有自己的银币。中国本土制造的银元1830年代和1840年代出现在福州和厦门，但从未得到广泛使用。直到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开了一个铸币局，中国制造的银元才开始在中国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银币上铸有龙的图样，所以又称龙洋。随后其他省份也开设币局，仿制龙洋，但含银量却各不相同，相差在几个百分点之内。

清政府没能制止各省铸造银币，建立一种统一的国家货币。到民国早期，1914年12月，袁头币（银币）正式发行，一时通行于中国各地，基本上取代了一堆成色各异、斑驳庞杂的中国龙洋以及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和亚洲各地广泛流通的墨西哥元和其他外国银元。袁头币用进口银条制成，当进口银条短缺时，则由上海的银锭铸造。各省铸造银元是为了获利，需要计算银条价格、铸造和其他必需的费用。例如，理论上说，100银元需要70.811两上海银，加上铸造、运输、支付的利息和佣金等等，每100银元的成本达到72—73两上海银。实际上，当每个银元的市场价格跌落到0.72两上海银以下时，各省就停止铸币了。

银辅币 许多省级政府铸币局发行小洋——10分和20分的银辅币。虽然省当局和国家当局希望这些辅币跟大洋平等流通，但是由于铸造过多，相对大洋来说，小洋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贬值。辅币主要在两广地区被大量使用，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图1.1）。

铜币 铜币在中国各地广泛流通。尤其是在日常小额的零售交易中，铜币起着重要作用。铜币的分值有1、2、5、10、20文（理论上1000文铜币合1银元）。这些铜币并非在中国所有的地区都流通，铜币与银币比价在各地也有所不同。

实业部下属的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对1930年代初中国白银使用状况进行调查。因为银币与铜币是更重要的表征物价水平和债务量的基础，他们对此尤为关注。在被调查的22个省的118个地区中，95%的农民要用银币偿还债务；只有7%的地区可以用铜币偿还债务。另在121个地区的调查显示，79%的地区的农民在出售产品时候只接受银币，只有19%的地区可以接受铜币。在涉及124个地区的调查中，80%地区的农民用银币来购买商品，用铜币购买的只有29%（百分比总数可能超过100%，因为在每个地区有好几个调查员，有几例中不同的调查表根据不同的货币来表示）。许多地区，铜币只用于小宗买卖。通常，农民出卖的产品要比购买的用品多得多，所以，相比出售价格，购买价格更多地是用铜币表示。^[7]大体上，在偿还债务和商品交易中，银币占绝对优势。例如，即使在主要用铜币来进行贸易的湖北，多数情况下还是要用银币来偿还债务。^[8]

纸 币

除了发行硬币，国内外金融机构，以及国家和省级政府还发行纸币。印制纸币的机构有五大类：（1）中央银行，（2）省级银行和其他政府机构，（3）私营的中国金融机构，（4）外商银行，以及（5）工业及各色机构、私人机构。根据1914年颁布的有关印刷纸币的国家法律，纸币必须由60%的现金储备和40%的有价证券来担保。然而，发行纸币的私有银行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担保远低于规定水平。

银两（银锭）

中国的货币体系被它的货币单位“两”搞得大为复杂。历史上，两是重量单位。由于是约定俗成而不是由法律来规定，所以一两的精确重量难以确定。一般说来，各种不同的两重约500—600喱（约合1.0—1.25盎司或32—39克）。作为货币的银两每种都有自己特定的纯度，而地方习俗要求它的重量和别地银两只能略有一点点差异。作为记账单位，银两在几乎整个中国被不同程度上使用。作为实体的银两被铸成貌似一种中国鞋的样子，在通常口岸，它被称为“银锭”。上海有几家熔铸银锭的私营炉房，是具有悠久声誉的特许商行。这些商行把进口的白银倒入大致5×3×3寸大小的鞋型模具中铸成型，通常约50两重。上海的中外银行和商人们通常认为上海银锭含有518.512喱白银。为了确保质量，由中国钱庄发起组织的公估局，称量每个银锭，并在上面用墨标出重量。这样，在银锭转手的时候就不需要再重新称量。像西方国家的金条一样，中国的银锭基本都用于银行储备和大宗贸易。没有中央银行来协调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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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同类型的货币和各种各样的发行机构使中国的货币体系结构变得复杂，但它并非紊乱和无组织。相反，它坚持了银本位。正如甘末尔所说，中国的货币制度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1）不同类型的货币充当交易媒介，（2）白银作为金属本位，用来进行国内大宗交易和绝大部分国内债务的清偿。就后一种意义来说，中国是标准的银本位国家。^[9]无论中外的甘末尔同时代人，都认同中国的货币体系建立在白银的基础上。在这种货币体系中，白银不仅是法定的价值标准，还是本国的货币供给，无论硬币、纸币，抑或是保证金，都与白银的供给直接相关。^[10]

当时报纸的金融版为中国货币体系的动态提供了图示（见图1.2）。

图1.2 报纸的金融版

来源：《申报》，1911年12月31日；1925年5月30日。

例如，根据上海《申报》1911年12月31日的一则布告，1龙洋可兑换0.7955两上海银锭，1墨西哥元可兑换0.7975两上海银锭，1西班牙银元相当于0.9两上海银锭，100分小洋等于0.69575两上海银锭。布告还显示，165000铜币等于100两上海银锭。1000两上海银锭的日息是0.15两上海银锭。随着银币的普遍流通，报纸上不再公布龙洋、鹰洋和本洋的报价。1919年6月11日以后，银币成为报纸上唯一报价的银元。例如，1925年5月30日早晨，银币值0.7275两上海银锭，到了下午，升为0.727625两。每天的汇率变化都在主要报纸上刊登。据此，人们可以估算出他们拥有的货币值多少白银。通货价格不是由国家而是由白银来保证的。中国货币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各种各样的货币在市场上无限制的自由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