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衰退：从通胀时期到大萧条的影响与应对

本书有两重目标：一是把中国放在世界经济的历史中考查，二是对现代中国的政府—市场关系进行批判的透视。本书上半部着眼1931年前，从由通胀时期产生的经济制度导致的中国经济衰退说起。第一章中，我解释了银本位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键纽带。第二章勾勒了纺织业的发展。第三章根据对最新可获资料诸如公司文档、商务合同和银行纪录的详细分析，揭示了城市纺织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信贷关系的动态变化。

本书下半部首先考查了大萧条的影响，尤其是银价的波动，接着分析了其政治后果。在第四章，我研究了农村的崩溃。第五章论及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景气。第六章说明了上海金融恐慌是不断加重的经济衰退发展到顶点的结果。第七章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政治影响，并通过考查国民政府与影响东亚的列强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外交以及它同国内市场的协商，理清了中国政治经济复杂的国际国内网络。第八章，我考查了政府的优势和弱势以及政府政策在长三角地区纺织业复苏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书结语我总结了研究结果并在比较和历史的视角下提出进一步推论。通过探究经济危机的起因，我追溯了20世纪早期中国工业化和信贷扩张的进程，为考查政府—市场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注释】

[1] 参见艾肯格林（Eichengreen）：《黄金铐镣：金本位和大萧条（1919—1939）》（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1919—1939），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12—21。另见艾肯格林的“大衰条的起因与特性再研究”[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the Great Slump Revisited，载《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45卷第2号（1992年5月）]一文对近来研究成果的述评。不少研究著作都揭示了通货紧缩的冲击如何通过国际调解而被转移到外国，结果，其他国家购买力下降并迫使各国政府调整其货币、金融及贸易政策。到1928年夏天，这场危机的征兆已经很明显了。注意到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把生产资金抽走，美联储开始倾向从紧的货币政策。接踵而至的国内利率上升使美国减少了对外贷款，使欧洲和拉美的对美债务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变得更糟。为了应对上述压力，这些国家制定了严格的货币和财政条例来保护本国通货，以便继续偿还本国债务的利息和本金。艾肯格林总结指出两次大战间的萧条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而非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同。近来研究的另一特征是它们都关注政府间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的合作，由金本位联系起来的国民经济使这种合作成为必要。对国际合作的强调实际是对此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标准评估隐约提出了批评，该体系突出大英帝国的领导角色。这方面研究，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的《大萧条下的世界（1929—1939）》（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修订版，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堪称经典。

[2] 据我所知，这是目前第一本研究大萧条时期中国经历的著作。1950年，经济学者杨学昌（音译，Sueh-Chang Yang）曾在“中国的萧条与其后的复苏（1931—1936）”（China's Depression and Subsequent Recovery，1931—1936：An Inquiry into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ern Income-Determination Theory，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50）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细致研究，他深入考查了白银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以及农村购买力变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不过，杨的分析中缺少对中国金融市场同世界白银市场相联系的制度设置的考查，也缺乏对使城乡环节结成一体的本国金融体系结构的考查。而在“应对世界性萧条：国民政府与中国工商业的关系（1932—1936）”[Coping with the World Depression：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Realations with Industry and Commerce，1932—1936，载《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25卷，第4期（1991年10月）]一文中，韦立德（Tim Wright）把大萧条期间工商业对政府的要求和限制作为亚洲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案例来研究。

[3] 除了对大萧条给中国的影响予以轻描淡写，学者们还没能对这一事件在中国的严重性做出正确评价。比如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货币供应保持增长，并且把这作为繁荣的商业和工业活动的表征，参见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Rawski）：《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Economics Growth in Prewar China，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179），以及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关于中国和美国白银买卖新材料的解释”（Interpreting New Evidence About China and U.S.Silver Purchases，载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E-87-3，斯坦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1987，页5）。对上海金融市场的深入分析显示上述论断并不令人信服（见本书第六章）。韦立德正确地指出了量化评估中国萧条的严重后果的困难性（见“应对世界性萧条”，页651）。根据章长基（John K.Chang）的研究，中国在这一时期工业产量指数始终保持增长，尽管增长率是下降的。他解释说这在欠发达国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由许多因素造成，包括最初工业化的低水平起点以及恢复关税自主等[见章长基：《前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发展状况：一种定量分析》（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60—61]。在“遥远的震雷：中国西南地区经济与大萧条的影响”[Distant Thunder：The Regional Economies of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载《现代亚洲研究》第34卷第3号（2000年7月）]一文中，韦立德小心翼翼地不刻意夸大大萧条的影响，尤其对像西南中国这样的内陆地区，那里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比起中国沿海地区来明显要少很多。假设外贸只占当地产量的一小部分，那么外来需求的减少也只会造成极小的经济波动。然而，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要论述，日用品贸易并非大萧条影响中国的唯一渠道。国际银价变化冲击了中国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动摇了城市和乡村的金融市场（见本书第四、五、六章）。这里，对财政金融方面的细致分析需要把它放在萧条对中国内陆地区影响这个框架下作为后者研究的一部分。例如，1934年开始的白银外流破坏了四川金融市场[见“四川经济学社转陈计芳君关于中央统治下四川金融整理意见函”，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4），页640—642]。

[4] 哈罗德·詹姆斯在《全球化的终结：来自大萧条的教训》（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导言中称，在该书前四章中，他对货币政策、银行业、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抵制跨国移民的反应以及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5] 和中国经济紧密联结的香港，即使在大英实行金本位的情况下，也把自己的通货同白银关联。见雷文斯（Dickson H.Leavens）：《银钱》（Silver Money），印第安纳州伯明顿：原理出版社，1939年版，页163—165。

[6] 金德尔伯格：《狂热、恐慌与崩溃：金融危机史》（Manias，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纽约：约翰威利出版公司，2000年第4版，页15—17，页105—107。

[7] 国际银价下跌对中国经济包括20世纪早期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影响常被忽视。一个罕见的例外来自科大卫（David Faure）的《解放前中国的乡村经济：江苏与广东的贸易扩张和农民生计（1870—1937）》（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1937），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本书第四章基于科大卫的分析重点考查了通货膨胀对乡村信贷扩张的影响。

[8] 柯博文（Parks Coble，一译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第2版，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理事会，1991年版，页160，页250。

[9] 韦立德（Tim Wright）和卜睿哲（Richard Bush）说企业要求政府支持。近来日本研究成果指出国民政府的政策虽有局限，但远比以往估计的要有效，见野澤豐編《日本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版；以及久保亨：《戦間期中国の綿業と企業経営》，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版。

[10] 詹姆斯：《全球化的终结：来自大萧条的教训》第5章。(www.xing528.com)

[11] 例如，关于农村一级管理的研究，杜赞奇（Prasenjit Durar）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246—250）中指出，由于对传统企业家的破产加以利用，国民政府不仅没能创造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也失去了在地方统治的合法性。另可参见曾玛琍（Margherita Zanasi）《拯救国家：民国时期经济现代性》（Saving the Nation ：Economic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下经济政策的形成的分析。

[12] 有关11—18世纪政府对货币体系的失控，见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财富之源：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46—257。有关18世纪早期白银外流对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的严重影响，见林满红（Man-houng Lin）：《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Society，and Ideologies，1808—1856），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6年版。有关19世纪中期中国政府为应对外国经济影响加重和本国政治动荡而展开的货币体系改革未能成功，见景复朗（Frank H.H.King）：《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1845—1895》（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845—1895），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13] 科恩：《货币地理学》（Geography of Money），纽约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6。

[14] 科恩：《货币地理学》（Geography of Money），纽约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1，页32—34。

[15] 有关晚清和民国早期一系列为付诸实行的币制改革方案，见滨下武志：“中国幣制改革と外国銀行”，《現代中国》第58号，1984年4月；另见斯里尼沃斯·瓦格尔（Srinivas R.Wagel）：《中国的货币与银行业》（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上海：字林西报社，1915年版，页76—144。

[16] 考虑到资源有限，国民政府不得不在政策目标上做出选择。在研究了1927—1940年间设立的各种制度后，朱莉（Julia Strauss）在《软弱政治下的强力机构：民国时期政府建设（1927—1940）》（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1927—194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部印刷所，1998年版）中指出，国民政府集中关注几个关键机构如财政部、外交部。见该书页7—9。

[17] 大萧条对欧美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学界太多的关注，但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莱瑟姆（A.J.H.Latham）在《大萧条与发展中世界》（The Depression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1914—1939）中讨论了这一问题。有关非洲和亚洲这一问题的文章收录在伊恩·布朗（Ian Brown）编辑的《在两次大战之间萧条期中的亚非经济》（The Economies of Africa and Asia in the Inter-War Depression）。迪特玛尔·罗德蒙德（Dietmar Rothermund）在《大萧条的全球影响》（The Global Impac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1929—1939）中讨论了大萧条对亚非拉和欧美的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又引发了学界对大萧条时期的兴趣，希尔（Hal Hill）和托马斯·林德布拉德（J.Thomas Lindblad）编辑一份《澳洲经济史评论》（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的专刊来比较这两次危机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收录在岩田規久男编的《昭和恐慌の研究》中的文章通过比较日本1990年代中期后的通胀年代来考查1930—1931年大萧条对日本的历史和理论意义。不过，系统比较大萧条时期亚洲和非洲经济的研究才刚起步。比较大萧条对不同地区（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应该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彼得·博姆高（Peter Boomgaard）与伊恩·布朗编的论文集《渡过难关：1930年代大萧条期的东南亚经济》（Weathering the Storm ：The Economies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30s Depression）对萧条期的东南亚经济体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苏加达·博斯（Sugata Bose）的《农业孟加拉》（Agrarian Bengal ：Economy，Social Structure，and Politics，1919—1947）纪录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孟加拉农场金融体系的衰落，并举例比较了同时期的中国。凯莉·史密斯（Kerry Smith）在《危机时刻：日本、大萧条与乡村复兴》（A Time of Crisis ：Japan，the Great Depression，and Rural Revitalization）中提出，在日本乡村，从二战直到战后繁荣时期，为克服大萧条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而付出的努力塑造了乡村社会的结构。对1930年代的深入比较研究将使我们解开发展中经济体的迷题，并拓展我们对这一现代经济灾难的理解。

[18] 詹姆斯：《全球化的终结》，页5。

[19] 科恩：《货币地理学》，第7章。

[20] 有关讨论这次危机起源的总结，见安妮·布斯（Anne Booth）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的起源：有关争论的批评”（Causes of South East Asia's Economic Crisis：A Skeptical Review of the Debate），《亚太事务评论》（Asian Pacific Business Review）第8卷（2001年）。

[21] 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与全球不平衡相伴而行”（Living with Global Imbalances：A Contrarian View），见《国际经济政策摘要》（Policy Brief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no.PB05-3（国际经济研究所，2005年11月），页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