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为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可兑换性而在财政政策上牺牲自治权的开放做法赢得了特别关注，尤其在当时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紧紧把握国民经济的情况下。[17]在本书中，我指出这一决定反映了20世纪早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汇率不稳和货币混乱会阻碍贸易、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这些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活动。由于清醒认识到可能付出的惨痛代价，国民政府的决策者不得已才设计出这样的对策。
在本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紧密联结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充分自治以制定经济政策，这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面对的问题，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当今世界里许多国家政府面对的问题。另一个相似的问题也并非巧合地出现了。为了应对大萧条的毁灭性影响，各国政府纷纷限制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而在此之前这些大体上是不受限的——世界回复到一种几乎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管理形态。许多年之后世界才从大萧条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1960年代，世界一体化进程重新启动，随后才开始稳步加速，向着1990年代的那种景况发展。[18]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统治常常受到跨境交易的挑战，尤其在银行业和货币体系方面。[19]
1997年，另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日本等国首当其冲，而此时距大萧条已经过去数十年，亚洲各国无论是跨境交易网络还是政治紧张关系都较之过去有所增强。[20]尽管解释不一，但学者们都一致强调，来自外部的短期巨额资金流冲击了上述亚洲国家本国的金融市场。相对而言，中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重创。虽然从1979年开始实行开放政策，但中国始终没有完全开放其资本市场，因此在此次危机中躲开了最严重的影响。相对世界经济而言，中国经济保持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和外资直接投资输入方面。同时，在调整其货币和银行政策时，中国政府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外国投资、贸易壁垒和他国政府的外部压力。[21](www.xing528.com)
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轨迹表明，它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已经影响到政府对经济的决策自由，最终也影响了政府掌控本国经济与社会的自由。政府官员们很清楚世界经济的上述影响，所以他们不仅受着前辈们制定的货币和银行政策的影响，同时也从中学习经验。基于这样的历史视角，我集中考查的是当政府、市场和世界经济之间的关键动力头一次经受危急考验时的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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