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引领价值的凸显是由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环境、阶段和特征所决定的。城镇化不仅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更是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向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城镇化能否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与社会的和谐。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与国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需要依靠这场前所未有、方兴未艾的城镇化浪潮。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25年将有大约10 亿名中国人居住在城市[5]（图1－10、图1－11）。
虽然城镇化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真正开启城镇化全面转变的标志节点，是中国城镇化水平跨越50%这个历史性的门槛。城镇化水平跨越50%，即标志着中国城乡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从此城市人口将不可逆转地成为中国这块古老大陆上的多数人群，城市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也将极大地重构国家的发展路径。跨越50%不仅是数字上的变化，更是内涵上的深刻变革，是几千年来华夏大地从农业文明走入城市文明的划时代标志。虽然当前对城镇化水平是否真正实现这一跨越尚有不同看法，但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一巨变正在悄然发生，并将最终汇集为城镇化革新的滚滚洪流。城镇化内涵的转变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图1－10 中国城镇规模结构的演化趋势
图1－11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演化趋势
（1）地位转变：作为国家战略核心的地位得以确立
随着城镇化水平跨越50%，国家在政策层面高瞻远瞩，准确地预见到城镇化将在未来较长的发展时期内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图1－12），并及时进行战略调整。城镇化由此超越了过去仅仅作为工业化结果的附属地位，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同时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布局大量的城镇化发展载体，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级地方主体的发展热情，形成了推动城镇化进程的热潮。
（2）主体转变：以省域为推进主体的态势已经显现
城镇化成为全国性发展共识和新的政策导向，意味着城镇化的推进主体将进入持续的重心下移过程（图1－13）。当前城镇化热潮的形成虽然离不开国家在城镇化跨越50%之际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但其主要推动力仍然源自广大地方主体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城镇化问题不同于一般的发展问题，它的综合性、战略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体来统筹地方发展思路、保障公共物品供给、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地区差异巨大，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实际问题相隔层级较多，基本不具备直接主导城镇化实施的可能；而基层地方政府由于缺乏超越地域的统筹协调能力，很难从自身角度来推动外部发展环境的改变。区域空间治理的各方面要素均要求省级政府成长为中国城镇化发展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和执行者。国家将城镇化发展的主导权交给各省，以各省为基本单元探讨符合自身特色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是未来推进城镇化的总体趋势。
图1－1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的规模体系演变(www.xing528.com)
图1－13 截至2013年国家推动区域发展创新的综改区、示范区布局示意
（3）对象转变：农村人口和半城镇化人口成为推进城镇化的核心关注点
跨越50%最为直接的表现固然是城市人口的数量超过农村人口，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则是以城市规模扩张为前提的乡村资源（包括劳动力等多种资源）补贴城市的阶段将逐步被城乡资源自由流动的格局所取代。在新的阶段中，城乡劳动力、生产资料等要素将得到更加自由、合理的配置，城市发展将不再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单一的大城市发展策略将很难再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输入，城乡发展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面临重构。即使50%的城镇化率中存在着大量“聚而未化”的不稳定城镇化人口，仍然不可否认的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对象将不仅仅是长期分享城镇化红利的城市人群。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和半城镇化人口将是中国城镇化能否稳住50%、夯实50%、超越50%的关键。
（4）方式转变：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已经成为核心诉求与最大挑战
伴随着城镇化水平跨越50%这一门槛，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世界平均水平的数量追赶，人口集聚和空间增长构成的发展红利将不再是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核心目的（图1－14）。《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指出，2020—2030年将是中国人口红利出现“刘易斯拐点”的时段（表1－1），单纯依靠人口集聚形成的规模效应对经济的单向拉动作用正在衰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改善和制度革新等一系列问题即将在城镇化过程中逐步显现。这些挑战将会对各地在新时期选择城镇化道路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城镇化由“量”到“质”的转变将成为下一阶段城镇化能否充分发挥经济引领作用的关键。
图1－14 新旧城镇化的道路与影响对比
表1－1 中国各地（不包括自治区）实现“人口零增长”时间表
续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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