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新经济社会学强调市场嵌入于社会,侧重于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市场现象。有学者甚至认为,指出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标志性贡献。[15]尽管也有学者指出,不能将网络视为一切,要重视政府、规则、法律、网络的实践惯例以及新的技术等因素如何建立和维持市场运作。[16]但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的积极效用是毋庸置疑的。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研究表明,新企业建立的各个步骤都需要社会网络运作其间,商业情报、创业资金、首份订单这三项经济资源都深深地嵌入于创业者的个人社会网络之中。[17]以往研究较多地分析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对不同市场结果的影响。但在专注社会网络的经济效应时,还缺乏关注和分析的一个前置性问题是:这种有积极效用的社会网络从何而来又究竟如何运作?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即实施新组合是一项特殊的活动,构成了一项特殊的“职能”,因为存在打破常规的困难、主观心理的惰性及社会环境的障碍[18]。熊彼特指出了阻碍创新的根源不仅在于思维定势和主观惰性,也在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概念,不利于产生创新行为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循规蹈矩的社会风气,都可视为于创新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其利用既有技术的能力,以及调动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人力资源对技术加以改进、创造或发明的能力展现出来。但即便处于相同外部社会环境之下,企业和地方所表现出来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也会截然不同,而这或多或少是由其创新网络的特征所导致的结果。
创新网络对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积极效应毋庸置疑。然而,对于创新网络本身的研究却并不多见。以往的实证研究表明,农业产业主体围绕特色生产基地集聚形成创新网络,这种网络的规模、关系强度和关系质量正向影响农业产业创新绩效。[19]在产业集群的层面,有学者深入探讨了创新网络的不同形式、属性特征及网络结构等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发现农业创新系统的参与主体之间通过相互联系或链接形成的网络功能保证了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新理念和创新成果[20],以及关系网络对农业产业的创新效率所具有的正向价值[21]。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均未曾考察产业创新是如何同创新网络形成结合起来的具体过程,也甚少涉及创新网络究竟如何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的重要主体是企业。国外研究表明,企业网络可以克服创新阻碍、资源限制和组织刚性,从而提高了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同时处于网络中心性位置的企业的创新能力最强、绩效最大[22],企业通过利用整合的网络和多元知识基础,能够同时提高其不同形式的重组能力进而驱动企业的创新[23]。相关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产业的参与者、知识和技术之间的关联推动创新活动并极大地影响一个产业的经济绩效[24]。国内外研究共同的分析起点是假设了创新网络理所当然的存在,相同的分析旨趣是去考察创新网络与企业和产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却较少观察网络的形成、建构和现实运作过程。
创新是企业、产业和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产业创新不仅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而且意味着未来收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只有当创新活动所要求的投入适中、风险较小才会参与其中。有的产业创新活动虽然明显有助于产业发展,可望显著提高经济绩效并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果前期投入成本极高且未来收益充满了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完全指望企业在常规的制度环境下完成这样的创新则不大可能。更何况,具有较大社会意义但伴随着高市场风险的产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准公共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供给行为,企业往往畏惧涉入。(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背景下,突破性的产业创新行为要么通过政府提供特殊的激励机制和利益保障制度由企业来开展,要么由政府直接主导,要么是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等其他力量共同参与实施。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创新驱动的农业发展路径虽然不尽相同,但主导创新的力量无外乎这三种情形。由不同力量主导的创新模式通过利用产业政策,协调不同的合作者和竞争者而形成创新网络及特定的创新模式。而在特定时期里占据主导模式的创新驱动路径,也会因为制度环境和不同主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改变(见图3-1)。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与政府在战略性产业和弱质产业的创新驱动发展中并非单项选择题,而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划定恰当边界、探索合适的互动模式的问题。在潜江市小龙虾产业发展过程中,发展较好的加工企业通常都是以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作为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一举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创新也一直是企业获得竞争力、产业快速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而创新的实现则与企业、政府与科研部门的互动关系和网络特征存在密切关系。潜江的小龙虾产业即属于多极主导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图3-1 创新网络形成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关系的理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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