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政府质量的影响

政府质量所研究的控制腐败问题，主要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政府质量其实与个人认知有关，因为“代理人基于自己的感知与观点采取行动”^[9]。如果公民认为公共管理受到腐败困扰，或者认为公共部门管理不善，他们就会认为政府质量不高，缺乏信任度，就尽可能减少使用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因此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有害的结果。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公众和媒体将腐败与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就曾承认腐败是希腊严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一些国家政府要员因腐败丑闻而引咎辞职的为数也不少。有人把政府腐败视为政府身患癌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侵蚀政府的肌体，最终会导致政府“死亡”。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控制腐败是各国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是政府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必须尽到的基本义务。

政府是当代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力量，是运用公共权力的主体之一。腐败既关系到政府质量好坏，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问题。腐败的概念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存在许多争议。在不同的社会中，因受文化、价值、风俗、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对腐败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即使在同一社会中，腐败的标准也会因利益集团、社会阶层、文化次级的变迁而变化。尽管国内外对腐败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比较一致的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10]。根据该定义，与腐败密切相关的有两个维度：第一是公共权力，第二是私人利益。公共权力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私人利益是腐败的动机与结果。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纵观人类和国家发展历史，腐败与公共权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公共权力的地方就有可能产生腐败，可以说公共权力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只要公共权力存在一天，腐败就有可能发生，只有当公共权力不存在了，腐败才会失去存在的可能性。公共权力产生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并随人类社会发展而延续。本文认为，公共权力的存续性决定了腐败存在的长期性。因此，在短时期里消灭腐败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把腐败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才是世界各国现实而又合理的基本诉求。政府作为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只有公正地运用公共权力，才有可能控制腐败。而政府能否公正地运用公共权力与政府质量有关，一般来说，政府质量高，政府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的能力就越强，腐败程度就相对较低，反之亦然。因此，腐败与政府质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政府质量已经成为控制腐败的关键因素。

腐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有的可以观察得到，有的则不能；有的能够容忍，有的不能容忍；有的能够评估，有的则不能；有的可以量化，有的却无法量化。目前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腐败分类主要有：艾略特把腐败分为大腐败、小腐败和影响介入型腐败3种类型；迈克尔·约翰逊把腐败分为利益集团竞争型腐败、精英统治型腐败、半施舍型腐败和施舍机器型腐败；海登海默按人们对腐败的容忍程度把腐败分为黑色腐败、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3类。国内对于腐败的分类也很多，如将腐败分为权力腐败、行业腐败和社会腐败；再如将腐败分为拜金型腐败、拜物型腐败、“聚宝”型腐败、享受型腐败、徇私型腐败等等。^[11]本文关注的主要是与政府质量有关的腐败，因此将腐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制度腐败，第二类是异质腐败或残留腐败。制度腐败既与政府治理的特点有关，同时反映出司法制度匮乏、政府效率低下以及过多的政府规制。异质腐败与反腐败的政策质量和效率有关。政府效率可以用政府机构质量、预算管理和政府运行有效性等表示；法治主要用财产权、司法公正、犯罪率等来衡量；政府回应性与责任用公共产品输出、民主、参与等表示。用公式将腐败与政府效率、法治、政府回应性与责任的关系表示如下：(www.xing528.com)

上述公式中，F代表腐败，Z_ X代表政府效率， F_ Z代表法治，H_ Z代表政府回应性与责任，Y_ F代表异质腐败，Z_ F代表制度腐败。腐败等于制度腐败与异质腐败之和。其中，制度腐败是政府效力、法治和政府回应性与责任的函数。

用二元回归公式将腐败与政府效率、法治以及政府回应性与责任的函数关系表示如下：